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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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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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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27/03/2020

【杨牧特辑】许通元/杨牧典范

作者: 许通元

在工艺大学孤舟的那段文学时光,杨牧(一九四〇-二〇二〇)一直成为重要、必读的诗人、散文家与翻译家,《一首诗的完成》更是融合诗人多年丰富经验,引导年轻写作者如何进入写好一首诗的最佳“文学教材”。美国著名诗评家,亦曾联合英译杨牧诗集的奚密教授定位杨牧:在质与量为现代汉诗的历史中,最伟大与成就最高的诗人。可见其著作的重要性与影响深远。回顾杨牧这一生的著作,他对文学的精神与坚持,一直是非常严谨,注重文言与白话体的雅约结合,批判性与思维性、音乐性、结构、不同主题与风格、继承经典传统与创新、文采与文气均匀贯穿等,为自己与他人树立典范的精神无所不在,携持后辈的努力永存人心,尤其是认为传承经典的重要性更是贯穿其作品、教学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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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从一九五六年第一首诗〈归来〉的第一段:“说我流浪的往事,哎!/ 我从雾中归来……没有晚云悻悻然的离去,没有叮咛;/ 说星星涌现的日子,/ 雾更深,更重”及第二首诗〈秋的离去〉的最后一段:“秋已离去,哦!是如此深邃,一如紫色的耳语失踪;秋已离去,是的,留不住的,小黄花的梦幻凉凉的”可以看出他最早的诗,诗意涌现,节奏性强,舒服耐读,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是天生的诗人。那时杨牧的父亲杨水盛在经营花莲第一间印刷厂,慧眼的帮爱子出版第一、二本诗集《水之湄》(一九六〇)与《花季》(一六九三)。纵然是自资出版,却令人刮目相看。当爱荷华大学创作班的保罗·安格尔教授访台寻觅台湾诗人时,台北的诗人学者皆推荐去台中找这位年轻的诗人——叶珊。阅读了当时笔名还是叶珊的几首英译诗及见面谈了三句后,保罗决定邀他赴爱荷华参与创作班。

一九六六年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完成了以诗集当成毕业论文的The Lotus Superstition and Other Poems,同年并出版《灯船》诗集和《叶珊散文集》。这让他日后任东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时,在台湾开启了文学创作硕士班而埋下伏笔,栽培了不少如今已成名及重要的作家如舞鹤、方梓、甘耀明、孙梓评、神小风、言叔夏等,亦让东华成为亚洲第一间栽培作家课程的大学。这一年对杨牧特别重要,他进入柏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班,跟随陈世骧教授专治《诗经》,开始经典研究,同时翻译西班牙诗人F. 加西亚·罗卡诗“西班牙浪人吟”十四首。意味着,他开始从创作、出版诗集、散文集,进入经典研究及翻译,达成创作、研究经典、翻译与研究等多层互补的重要阶段。

从杨牧日后的出版英文著作《钟鼓集:毛语成语创作考》、学术著作《陆机文赋校释》、编辑《唐诗选辑》、编译西方的经典《叶慈诗选》、翻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英诗汉译集》,再到塑造五四作家经典的编辑《中国近代散文选》、《丰子恺文选》、《周作人文选I、II》、《许地山小说选》、《许地山散文选》、《徐志摩诗选》、合编《现代中国诗选》及《现代散文选续编》,可窥探无论是他的中西学术脉络,编选集及翻译的著作,都为他个人及后人未来的创作、学术路径及重新塑造经典做最严谨的准备,并做出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于创作者,特别是写诗与散文的作者/家,除了需阅读杨牧每册近乎完美的著作,以上列出的原典,皆是杨牧这一生认为极其重要的传世经典,请勿忽略。杨牧注重传承,他实际栽培新秀的工作,可自他与叶步荣、痖弦等在一九七六年成立的洪范书店后,亲自担任主编,出版众多重量级作家的著作,同时提拔崭露头角,后来成为重要作家的苏伟贞、袁琼琼、李永平、钟晓阳等,这系列书籍也成为了我们那些年重要的当代文学的养分。

一九九七年杨牧出版了编译的《叶慈诗选》,当时我还在大四,除了兴致勃勃阅读此书,同时亦购买了王家新编的《叶芝文集》三册,及英文诗集来对照,并尝试翻译了一首叶慈/叶芝没收录在《叶慈诗选》,原收录于一八九九年《风中的芦苇》的“The Everlasting Voices”短诗:

绵亘萦绕的声音

啊  甜蜜绵亘萦绕的声音停驻;

迈步走向神圣教堂的卫护们

命令他们迷惘遵执你的意愿

火焰燃烧着火焰,至时间再也不存在;

你曾否听闻我们的心灵是老旧的,

那些你呼唤的鸟禽,于丘陵之风,

于颤动摇荡的树枝,于潮汐的岸旁?

啊  甜蜜绵亘萦绕的声音停驻。

从中发现翻译耗心力脑力劳力(找很多相关书籍参考),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与努力,尤其是经典如叶慈的诗作。因此特别敬佩优秀,往翻译经典专著的高峰攀爬的诗人,毕竟在马新华文学中翻译优秀诗集的诗人不多,印象深刻的除了早年陈瑞献,再来就是沙禽曾精选一些诗人的诗篇翻译。回到杨牧本身,为何杨牧后来仅挑选叶慈一人的诗集翻译,而不挑选他亦喜欢的华茨华斯、柯律治,或三十五岁前早逝的浪漫诗人雪莱、济慈与拜伦。后三位诗人才华洋溢,可惜早逝,而叶慈三十五岁前的成就难以超越他们,但三十五岁之后综合把握了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神髓,并扩充与发扬,成为杨牧所谓的“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而前者华柯二人中年以后的成就“枯竭以终”(当然不排除杨牧晚年出版的《介壳虫》有回归华柯一些对于诗创作的看法,特别是对自然、单纯或好奇等),不似叶慈愈战愈勇,“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这也是之后为何杨牧会出版《疑神》,对宗教与文学的思索),并且批判现实社会的是非”。这意味着杨牧在后期的作品,除了继续靠拢经典,也以叶慈为最终的“文学导师”的高度,继续思考浪漫精神,探讨人与神的关系(这原本就是西方的传统),及以诗介入批判现实社会的情况,发展诗创作的各种可能性,及尝试迈向最有可能是台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杨牧的质与量不是问题,但诺贝尔文学奖毕竟也是政治的考量奖项)。这是杨牧的好处,自觉性的从喜欢的重要的经典诗人的踪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延长自己创作的生命,开出更璀璨的创作花果,成为永远的杨牧典范。

杨牧的文学成就,在于其承先启后,尤其是汲取经典的养分,严谨著作,无论是遨游于创作、编辑、学术、翻译与出版,每种成绩都引入注目。其虚怀若谷、专注及提携后辈的精神,是每个文学人学习的典范,应铭记于心。是以纪念杨牧突病逝,留给文学人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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