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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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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巫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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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30pm 08/04/2020

巫程豪.精明病毒教訓統治精英

作者: 巫程豪

一位醫學院同學身為加勒比海島國公共保健決策者之一,形容冠狀病毒病是“有史以來最高度政治化的病毒”。在1月尾我旅遊西安時,就在同學群組內發出警報,但大部分的同學都覺得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對他們來說那是遙不可及的狀況。

這位負責公共保健的同學則沒有掉以輕心,繼續追根究底地探討中國和亞洲各地的疫情,並對各島國的相關掌權者發出警報,預先做好應對災難性的緊急措施。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勸告下,他們也拒絕讓任何郵輪靠岸。在馬來西亞宣佈“行動管制令”前後,加勒比海島國陸續宣佈了緊急狀態和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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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西安時正好是武漢封城後的第二天,根據當地官方的報道,西安的確診病例約有十幾宗,都和武漢有關聯。西安所有旅遊景點都一一關閉。在景點站崗的公安立即神情緊繃,阻止任何人靠近入口處。路上人人戴上口罩、護理人員在公廁消毒、馬路上有卡車沿路噴射消毒劑的實景,當時的情景如同戰爭前夕的超常沉寂和悽楚。公安對疫情到底有多嚴重的詢問都守口如瓶,難以得到實際的信息。此次到曾是13個朝代古都的西安(長安)一遊,卻無法目睹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和許多歷史古蹟,確實令人失望,但卻目睹中國如何應對類似戰爭的危機。

然而身為國際超級強國的中國,其政治價值觀和體系,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衝擊。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第一時間警惕其醫生同僚,類似沙斯病毒的捲土重來,叫同僚們防衛。武漢各級官僚不但沒有進一步調查,卻逼使李醫生簽署封口令,失去了在第一時間採取專業行動,制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為全球流行性瘟疫的黃金時間。如此封鎖甚至於專業言論的舉止,在某個程度衝擊了中共的行政和決策體系,也是件令人感到羞恥、“不紅也不專“的舉動。

其“不專”之處在於個人官僚的政治利益超越了專業知識。雖然,中共檢舉了地方官僚,但此瘟疫暴露了其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弱點,而經濟開放無法帶來對稱的政治民主化,以及體系內外缺乏了基本的資訊流通自由。但此瘟疫也印證了中共必須改良其官僚體系,並逐步民主化其政治體系。如果中共處理其危機一點也不“紅”,漠視馬克思曾經提出的論點,政治民主化是後工業的必然趨勢。在資訊網絡無遠弗屆的新時代,中共不痛定思痛,立下長遠改革路程和目標,其體系弱點也是政敵挑釁的籌碼,貧富懸殊、社會動亂的禍根。

雖然中共政府亡羊補牢,及時扭轉中國冠病的疫情,值得各國學習其動員和組織能力,但中國人民和政府在較早時,就應該學習英國社會如何果斷處理“瘋牛症”的手法,在2003年沙斯流行性傳染後,嚴厲嚴厲檢舉野生動物交易,避免第二波類似沙斯病毒再度肆虐。經過此次災難性的教訓後,我相信中國人將學習更科學和理性的危機管理,避免重蹈覆轍,摒除陋習走向文明。

美國總統特朗普過度政治化、情緒化冠病,造成讓美國在短短的兩個月內,確診個案超過30萬,佔了全世界確診個案的四分之一,死亡率逼近3%,其中紐約州情況最為嚴重。瘟疫也動搖了美國以資本主義掛帥的醫療制度,許多醫院的床位、加護病房和呼吸機都不勝負荷,8個保守州屬拒絕實行“居家令”。儘管疫情比意大利、中國、西班牙還嚴重,美國醫傳染病藥中心已經發出公眾必須戴口罩的勸告,深為一國之長的特朗普卻公開拒絕戴口罩,其傲慢的態度顯示美國缺乏了理性、果斷、精明的領袖,來戰勝比許多人類還來得精明的新冠狀病毒。

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面對了醫療制度和經濟制度崩潰的危機,冠病暴露了這兩國老化僵硬的體系,但也同時突出了德國透明化處理危機的能力和高效率的醫療制度。資源豐富的德國除了採取隔離可以病患的策略外,也利用高科技研發快速檢測套件,進行大規模測試,雖然,病患者增加也是因為有效大規模測試造成,但德國冠病患死亡率僅有1.5%,比世界病例死亡率的5.4%來得偏低。採取類似德國理性、科學化態度面對冠病的挑戰的國家,大規模檢測和根據最新科研資料隔離可疑病患的亞洲國家,包括韓國(1.8%)以及新加坡(0.45%)都保持偏低的死亡率,這反映了決策者的透明度,以及根據事實和最新科研資料每天調整應對策略的重要性。

德國、韓國和新加坡都以猶如應對大戰的高度戒備心態面對疫情,在疫情爆發初期已經做好迅速檢測的設備,能夠在每天大規模的集體檢測。韓國甚至提供免費穿車一站式檢測,包括即使沒有症狀的人們也可以免費檢測,並在幾個小時內得到報告。如此的措施讓韓國確診個案在8千個案頂峰時,在短短4天內就平緩了下來。其透明、理性和科學化處理危機的方式,成了我們學習的好榜樣。這也證明民主制度並沒有失敗,而是資訊透明化的重要性,決策者掌握科技資訊的能力以作出精明的決定,才能增進了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

我國是否能夠有效的控制疫情有賴於社會意識,以及國家領導人能根據最新資訊和知識作出果斷的決策。行動管制也是因為在疫情無法控制、公民意識低落之下,以非常手法減少社會接觸來達到控制疾病的傳染。如果不採取果斷的決策,任何決策進一短期的經濟利益作為決策標準的話,我們只是在加劇病毒的擴散,長遠來說將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挫折,經濟大蕭條將難以避免,疫情也因此直接衝擊了我國的政經體系。

精明的病毒顛覆了人類為中心的經濟體,但經過此次浩劫的人類,包括馬來西亞人將對本身的生存地位作出新的釋義,利用被病毒浩劫後的新價值觀,乘此機會從勞工密集的工業,走向科技密集的新工業,解決一直停滯在中等收入國的窘境,就的撇開舊思維、舊策略,包括首相剛宣佈的2500億令吉的刺激經濟配套以及100億令吉拯救中小型企業配套,除了補貼低收入者和協助中型企業的收入危機、展緩償還貸款外,政府較專注於分發直接利益,但更應藉此機會協助中小型企業,提供工人技術提升以及工業轉型,減少依賴外勞和準備迎接可能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準備迎接被他國裁員迴歸的馬來西亞人,擴充我國工商業層次和生產技術。

冠病也在兩層面上,教訓了以民族主義至上掛帥的馬來西亞統治精英,在病毒面前,不分種族和階級,人人生而平等。在另一層面,也暴露了統治精英知識貧乏,缺乏了危機處理能力外,也沒有抱著走在科研前段的積極態度,也沒有跟進有關病毒特性的最新資料,因此, 我國成了東南亞具有最高確診病例,而確診個案還是不斷上升,是令人極為擔憂的。

如此的全球性瘟疫逼使人類檢討違反大自然定律的行為,也衝擊了人類操控地球生態的絕對權力的舊有價值觀,全球性大團結走向人類生而平等,必須與萬物共榮共存的價值觀,即將重新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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