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華工事件後的古晉華人

佔領古晉的華工，3天后獲悉詹姆士未死，而且透過聖公會麥陀鵝主教，得知查爾斯‧布洛克手握重兵，於是在主教的勸告下，一面去函修好，一面班師回朝，在返回石隆門途中，卻被隨後趕來的查爾斯率軍包抄，600壯士死傷慘重。布洛克的軍隊趁勢長驅直入，在石隆門展開屠城行動，奪取三千多條人命，殘餘的礦工與百姓紛紛往邊界逃竄。這起事件也是布洛克家族統治砂拉越期間，一筆驚人的血案。

經濟大餅各方爭奪

華工事件發生後，砂拉越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詹姆士‧布洛克必須舉債重建他的王國，甚至試圖向歐美各國“兜售”砂拉越。同時，他也對華人起了戒心，卻又在經濟上無法切割。

值得注意的是，華工事件發生時，古晉的華人並沒有站到石隆門華工那邊，個人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古晉華人的商業利益長期來主要與布洛克家族捆綁；二來出於當時的華人在地域概念上還是受到村社的影響，以自己的村子作為中心，同村的才是自己人，不同村的——哪怕來自中國同一個省份，也未必視如同胞。

那麼華工事件的發生，古晉華人究竟承受多大沖擊？根據有限資料，一些古晉華人也遭華工或馬來人殺害，同時被迫與十二分公司切割，並宣誓效忠布洛克政府。

混亂的1857年，卻也是充滿商機的時期。十二分公司被剿滅，留下采金和鴉片貿易的空檔，自然引起各方垂涎。拉者急需重建砂拉越（古晉），必須仰賴華人頭家們的協助，促成商業再洗牌，衍生新局。

根據資料，華工事件發生數月後，拉者聽聞有數百名華人從西加三發越境進入砂拉越，他隨即派人將這批人帶到古晉，一來就近監督，二來作為人力資源。1857年7月，古晉附近的農場已經恢復開墾與運作；同一時期，石隆門的金礦與銻礦場也交由另一批華人在當地重啟，但相信業務已操控在古晉華人頭家的手上。此外，英資慕娘公司也涉足石隆門的礦業，僱用華人從事採礦工作，到了1858年初，該公司在石隆門已經擁有300名工人，由此可以推測石隆門的礦工總數肯定遠超這個數目。

華人親經濟，3大勢力崛起

19世紀的南洋華人，要建立一番大業，政商掛鉤是必須的；有了財力以後，還必須照顧同鄉，贏得同鄉的尊敬，被認定是僑領，在政治上將倍受重視。華工事件過後，古晉各屬華人似乎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以搶奪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

1860年，這種競爭白熱化，據說已經到了“危害古晉社會秩序”的程度，在古晉發生過200至300人械鬥的事件，這大約相當於20%的華人人口。鑑於事態嚴重，拉者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控制住局勢。可惜的是，我們無法得知更多械鬥的詳情。

大約也從1860年代起，砂拉越的華人確立了最早的3大勢力，即劉建發領導的潮州幫、王友海領導的福建幫，以及田考領導的詔安幫，此3人可以說是砂拉越最早的3位大老，建立富可敵國的版圖，對拉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此後，拉者對華人的統治，主要就靠大老們居中協商。在經濟上，拉者和華人頭家們關係密切；但在政治和軍事上，就不那麼親密，主要的行政長官、政府官員、軍警人員等，基本上任用歐洲人、馬來人和少數土著，需要華人參與的部分僅邀請特定的僑領成為委員。直到1946年，拉者將砂拉越讓渡給英國成為殖民地後，華人才比較有機會進入公務體系。

對華人親經濟、不親政治，或許一方面說明拉者政府自華工事件後，對華人始終保持一線距離；另一方面當然也出於僑民觀念，至少到了二戰以前，華人在砂拉越乃至南洋各地，主要還是以僑民自居，並不認真思考本身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