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弱势群体／03】不管有证或无证，请别标签他们是“瘟神”他们的权益，不该被无视

“计时炸弹！”就连媒体，也是这么形容难民和移工群体。

4月16日，大马空军及海军截下的难民船，网络一片声浪要他们“滚回去”，更有“是的，应该眼睁睁看他们死在海上”的言论。接着，吉隆坡印度清真寺一带的City ONE大厦、雪兰莪敏申组屋、马来亚组屋、士拉央一带相继封锁，这里都是移工和难民聚集的地区。5月1日开始取缔无证移民，没人理会他们在取缔的途中有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权利。

疫情下，人们的防御心从最初的中国人、从中国回来的人，转移到出席大城堡集会的穆斯林，现在又转移到移工和难民群体。在这之中，有证又比无证高级；因战争情势所逼逃来的难民，又比前来赚钱过活的经济难民（移工）稍稍值得同情。

网络上，人们轻易输出排外、仇视、咒死的言论。不知是否没有面对实体对象的关系，恶毒、歧视的语言从脑子、心底随意流窜至网络上。

“过去我们会为一些灾难、战争惋惜生命，但这种时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苏淑桦想，难道亲身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未来时，人自然会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面对共同疫情灾难当下，过去的同理心好像都变成了伪善。

还会有些声音挑战“要收留就叫那些人权团体收留！”苏淑桦淡定回答，难民和移工议题是结构问题，包括劳工政策、内政、人蛇活动、人口贩卖等。“这些都是结构上的问题，为什么变成挑战个人去解决呢？这种回答没有正视问题，纯粹情绪化回应去模糊焦点，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移工、难民长期背负社会污名，情况在疫情下进一步恶化。苏淑桦觉得，社会污名其实是压迫他人来显得自己的地位比较高尚。在这样的情况下，跟弱势者站在一起的声音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疫情下该如何看待难民和移工，有些人还在保持观望，可能心声疑惑未有鲜明立场。说的是你吗？

权益被剥削，他们是受害者

先谈谈移工、难民这个复杂的结构问题。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依靠高度建设，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自然会大量开放引入外来移工。

苏淑桦分析，大马政府一方面大量接收难民却不给他们工作权，另一方面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本地代理从中赚取佣金。另外，我国有很多持旅游签证或者从“老鼠道”进入的无证移工，他们被人蛇集团“贩卖”来马工作。必须保持疑问的是，为何人蛇活动得以在马如此猖獗？

就算按正常程序入境马来西亚的有证移工，当遇到劳资纠纷，欠薪、扣资等劳工权益被剥削，投诉无门，唯一能做的只有离开。而在马来西亚，雇主没收移工护照似乎是“地下行规”，离开雇主的移工因此成了无证移工。

“回到来，他们还是受害者。我们指责他们非法，是疫情的计时炸弹，其实在疫情之前我们是得利者。”

苏淑桦提醒，没有更好的劳动政策，如此恶性循环其实最终只会压缩本地劳工权利。有证劳工至少有最低薪资保障，无证移工被当作可以即用即丢的劳动力。我们时有所闻本地员工不愿意从事危险、肮脏、困难的3D工作，可曾想过是薪资被压得过低？就算连有证移工也不愿做时，雇主可以轻易找到无证移工取而代之。

冻结逮捕行动，让他们愿意配合抗疫

在这背景之下，如何减少无证移工是劳工事务，取缔无证移民是国家移民事务，防疫则是卫生事务，需要所有人配合。苏淑桦认为，这些事务的目的都不一样，混为一谈绝对没办法得到正面效果。是以，她觉得政府在加限区以抗疫为名大举取缔无证移工，“一石二鸟”的意味较浓。

在共同抗疫的大前提下，本地人权组织呼吁政府冻结任何逮捕行动，是为了避免移工或难民群体更隐秘地藏起来，让抗疫的努力和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苏淑桦强调，这是很理性、科学地去看待抗疫问题。她也举例，葡萄牙政府在疫情期间宣布，所有移民及政治庇护者在7月1日前，暂时享有公民权利，所有人都在疫情期间获得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面的处理方法，让更多人愿意配合抗疫。”面对疫情，苏淑桦觉得应该宣导的是互助精神，尤其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互助才是出路。“怎么在共同利益受威胁下只保护自己的利益？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然而，民间对移工、难民群体的仇视和污名化激升，政府取缔行动获得比平时更多支持。

苏淑桦认为，难民和移工在这里生活，本来就是自己养活自己，通过劳作来换取薪资。他们付出劳力，而最后享有成果的是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人，包括雇主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单是这一点就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疫情期间，提供这些群体防疫资讯和援助的是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社会主义党也帮忙协调一些翻译工作。非政府组织把什么是冠状病毒病、行管令有什么条例等最基本的防疫抗疫资讯，翻译成孟加拉、越南、尼泊尔、罗兴亚等语言。其中，“语音”资讯特别重要，让不识字的人至少还可以听取。

当疫情结束，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当疫情慢慢散去，接踵而来的是经济问题，这又会关系到民众的刻板印象：难民、移工群体带来治安问题。

谈到这里，苏淑桦深怕进一步巩固这种刻板印象。她强调，经济面临困难的群体并不局限在移工和难民，他们确实最容易被联想。同样的，看看社会经济结构，劳工只享有社会经济财富31%至32%，他们付出劳力换取的是不相等的薪酬。结构导致贫富悬殊，我们不该把贫穷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

“经济不平等，疫情下人人受影响，政府有什么政策来确保‘温饱’不成问题很重要。”苏淑桦强调，“而且不能让特定群体被边缘化。”

也有移工朋友告诉她，如果能够回乡，他们是想回去的。移工也预想得到接下来在马来西亚不再有很多工作机会，留下来很难找生活。对此，苏淑桦想问，我国政府是否也该考虑和其他国家政府间协调，让这些移工在不受病毒和法律威胁的情况下回乡？

对未来茫茫，不知前路在何方？

我想起缅甸难民阿宝（化名），请他设想未来时他说，“目前来说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很差，马来西亚也是。”他从社交媒体听说，不知是真是假的消息，行动管制完全结束后，外国人都不能工作了。很多餐厅、店家已经倒闭，就算仍有营业也不敢聘请难民工作，因为政府会更严格执法，老板们怕被对付。

“所有事都是未知的，对马来西亚人也一样吧？”阿宝问。

图：本报资料室、受访者提供

延伸阅读：

【疫情下的弱势群体／01】手停口停，收入归零，三餐是奢侈他们的无助，你看见吗？

【疫情下的弱势群体／02】怕逮捕，怕遣返，怕感染，也怕未知的明天难民的辛酸，谁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