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弱勢群體／03】不管有證或無證，請別標籤他們是“瘟神”他們的權益，不該被無視

“計時炸彈！”就連媒體，也是這麼形容難民和移工群體。

4月16日，大馬空軍及海軍截下的難民船，網絡一片聲浪要他們“滾回去”，更有“是的，應該眼睜睜看他們死在海上”的言論。接著，吉隆坡印度清真寺一帶的City ONE大廈、雪蘭莪敏申組屋、馬來亞組屋、士拉央一帶相繼封鎖，這裡都是移工和難民聚集的地區。5月1日開始取締無證移民，沒人理會他們在取締的途中有沒有保持社交距離的權利。

疫情下，人們的防禦心從最初的中國人、從中國回來的人，轉移到出席大城堡集會的穆斯林，現在又轉移到移工和難民群體。在這之中，有證又比無證高級；因戰爭情勢所逼逃來的難民，又比前來賺錢過活的經濟難民（移工）稍稍值得同情。

網絡上，人們輕易輸出排外、仇視、咒死的言論。不知是否沒有面對實體對象的關係，惡毒、歧視的語言從腦子、心底隨意流竄至網絡上。

“過去我們會為一些災難、戰爭惋惜生命，但這種時刻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蘇淑樺想，難道親身面對災難和未知的未來時，人自然會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面對共同疫情災難當下，過去的同理心好像都變成了偽善。

還會有些聲音挑戰“要收留就叫那些人權團體收留！”蘇淑樺淡定回答，難民和移工議題是結構問題，包括勞工政策、內政、人蛇活動、人口販賣等。“這些都是結構上的問題，為什麼變成挑戰個人去解決呢？這種回答沒有正視問題，純粹情緒化回應去模糊焦點，只會讓情況越來越糟。”

移工、難民長期揹負社會汙名，情況在疫情下進一步惡化。蘇淑樺覺得，社會汙名其實是壓迫他人來顯得自己的地位比較高尚。在這樣的情況下，跟弱勢者站在一起的聲音還是有必要的，因為疫情下該如何看待難民和移工，有些人還在保持觀望，可能心聲疑惑未有鮮明立場。說的是你嗎？

權益被剝削，他們是受害者

先談談移工、難民這個複雜的結構問題。馬來西亞經濟發展依靠高度建設，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自然會大量開放引入外來移工。

蘇淑樺分析，大馬政府一方面大量接收難民卻不給他們工作權，另一方面大量引進外籍勞工，本地代理從中賺取佣金。另外，我國有很多持旅遊簽證或者從“老鼠道”進入的無證移工，他們被人蛇集團“販賣”來馬工作。必須保持疑問的是，為何人蛇活動得以在馬如此猖獗？

就算按正常程序入境馬來西亞的有證移工，當遇到勞資糾紛，欠薪、扣資等勞工權益被剝削，投訴無門，唯一能做的只有離開。而在馬來西亞，僱主沒收移工護照似乎是“地下行規”，離開僱主的移工因此成了無證移工。

“回到來，他們還是受害者。我們指責他們非法，是疫情的計時炸彈，其實在疫情之前我們是得利者。”

蘇淑樺提醒，沒有更好的勞動政策，如此惡性循環其實最終只會壓縮本地勞工權利。有證勞工至少有最低薪資保障，無證移工被當作可以即用即丟的勞動力。我們時有所聞本地員工不願意從事危險、骯髒、困難的3D工作，可曾想過是薪資被壓得過低？就算連有證移工也不願做時，僱主可以輕易找到無證移工取而代之。

凍結逮捕行動，讓他們願意配合抗疫

在這背景之下，如何減少無證移工是勞工事務，取締無證移民是國家移民事務，防疫則是衛生事務，需要所有人配合。蘇淑樺認為，這些事務的目的都不一樣，混為一談絕對沒辦法得到正面效果。是以，她覺得政府在加限區以抗疫為名大舉取締無證移工，“一石二鳥”的意味較濃。

在共同抗疫的大前提下，本地人權組織呼籲政府凍結任何逮捕行動，是為了避免移工或難民群體更隱秘地藏起來，讓抗疫的努力和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蘇淑樺強調，這是很理性、科學地去看待抗疫問題。她也舉例，葡萄牙政府在疫情期間宣佈，所有移民及政治庇護者在7月1日前，暫時享有公民權利，所有人都在疫情期間獲得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障。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正面的處理方法，讓更多人願意配合抗疫。”面對疫情，蘇淑樺覺得應該宣導的是互助精神，尤其人人自危的情況下，互助才是出路。“怎麼在共同利益受威脅下只保護自己的利益？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然而，民間對移工、難民群體的仇視和汙名化激升，政府取締行動獲得比平時更多支持。

蘇淑樺認為，難民和移工在這裡生活，本來就是自己養活自己，通過勞作來換取薪資。他們付出勞力，而最後享有成果的是馬來西亞和馬來西亞人，包括僱主和國家的經濟建設。“單是這一點就不應該把他們排除在外了。”

疫情期間，提供這些群體防疫資訊和援助的是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社會主義黨也幫忙協調一些翻譯工作。非政府組織把什麼是冠狀病毒病、行管令有什麼條例等最基本的防疫抗疫資訊，翻譯成孟加拉、越南、尼泊爾、羅興亞等語言。其中，“語音”資訊特別重要，讓不識字的人至少還可以聽取。

當疫情結束，他們的命運又如何？

當疫情慢慢散去，接踵而來的是經濟問題，這又會關係到民眾的刻板印象：難民、移工群體帶來治安問題。

談到這裡，蘇淑樺深怕進一步鞏固這種刻板印象。她強調，經濟面臨困難的群體並不侷限在移工和難民，他們確實最容易被聯想。同樣的，看看社會經濟結構，勞工只享有社會經濟財富31%至32%，他們付出勞力換取的是不相等的薪酬。結構導致貧富懸殊，我們不該把貧窮歸咎於個人不夠努力。

“經濟不平等，疫情下人人受影響，政府有什麼政策來確保‘溫飽’不成問題很重要。”蘇淑樺強調，“而且不能讓特定群體被邊緣化。”

也有移工朋友告訴她，如果能夠回鄉，他們是想回去的。移工也預想得到接下來在馬來西亞不再有很多工作機會，留下來很難找生活。對此，蘇淑樺想問，我國政府是否也該考慮和其他國家政府間協調，讓這些移工在不受病毒和法律威脅的情況下回鄉？

對未來茫茫，不知前路在何方？

我想起緬甸難民阿寶（化名），請他設想未來時他說，“目前來說每個國家的經濟都很差，馬來西亞也是。”他從社交媒體聽說，不知是真是假的消息，行動管制完全結束後，外國人都不能工作了。很多餐廳、店家已經倒閉，就算仍有營業也不敢聘請難民工作，因為政府會更嚴格執法，老闆們怕被對付。

“所有事都是未知的，對馬來西亞人也一樣吧？”阿寶問。

圖：本報資料室、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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