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M新聞手語翻譯員陳麗美一夕之間爆紅，成為各媒體的新聞人物。
不是因為爭議性社會事件，而是因為她在為首相演講詞作手語翻譯時誇張的表情，成為網民矚目的焦點，甚至還引發“搶戲”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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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又知不知道，“表情”對於聾人來說，是最重要的“語言”之一？
星期四下午4時15分，陳麗美坐在錄影棚裡為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新聞發佈會做準備。
其實，她的“準備”也只是就位、調整自己的衣著而已，還能坐在那裡和我們閒聊，一派輕鬆。
反倒是我眼看著直播時間將至，習慣性地將手機調成靜音模式，緊張兮兮地朝同事比了“噓”的手勢後，才意識過來棚內並沒有收音，亦不需要收音。
將近一小時的新聞發佈會，她全程同步翻譯，即使電視上的畫面沒有她，她的動作也沒有停下，表情生動，跨坐的姿勢讓她靈活地擺動身子，可一人分飾兩個角色，讓聾人觀眾明白是兩個不同的人在發表演說。
︱表情很重要，能更準確地表達情緒︱
“表情很重要。手語必須搭配表情、肢體語言，才能更準確地表達情緒。有時候，只要表情到位，手語都不必做，對方就能明白你要表達什麼。”她說。
說完，她即刻現場示範，同樣是表達“ok”的手勢，隨著表情的變化，傳達的意思卻是南轅北轍。
“表情”對於聾人來說如此重要，但往往電視新聞手語翻譯員的格子很小，聾人能看清嗎？是不是又形同虛設？
後來的聾人受訪者王慧玲提及此事時，一臉苦惱無奈地比劃著，發出無聲的不滿。而身邊有許多聾人朋友的陳麗美，自然也收到過不少認為手語翻譯的畫框太小，看不清的“投訴”。
“以前更小，就一顆雞蛋的大小。”
國營臺TV1起用新聞手語翻譯員始於80年代，是時任通訊及多媒體部長丹斯里莫哈末拉末不顧他人覺得“畫面變得難看”的反對，堅持推出的措施。
“當時他們說放下去就不美了，他說他不管，哪怕是小小的也要放。”
莫哈末拉末為新聞手語翻譯撕開了一個“缺口”，而數十年後的哥賓星則將這個“缺口”再擴大，才有了至今的尺寸。
“哥賓星上任後，就問我們聾人需要什麼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聾人便提出，若手語翻譯員的畫面太小就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要求把手語翻譯員的畫面放大。”
雖然部分國家的電視新聞，手語翻譯員和新聞主播的畫面比例是一比一，但於陳麗美來說，目前的尺寸與美國、澳洲電視新聞相近，已經足夠清晰。
“如果能，再大一點當然就更好。因為聽人不用看錶情，聾人是需要看錶情的。”
於是，我不禁在想，在以聽人為主流的世界，不知是否可以期待日後又有哪位部長不僅撕開這個缺口，還能為電視新聞界帶來顛覆性的改革？
︱新聞手語翻譯，考驗臨場反應︱
陳麗美在國營臺已經服務超過25年，可謂是資深的新聞手語翻譯員，豐富的經驗讓她無需提前看稿，就能即時“同聲傳譯”，並會嘗試用簡單的詞彙去傳達正確的意思。
但是，新聞事件中難免會出現新詞或專業詞彙，這時候便考驗她的臨場反應。比如當Covid-19一詞甫出現時，尚未有規範的手語稱呼，陳麗美便以拼音或“病毒”的手語告知聾人，有新的病毒來襲。
“我們不能跟中國的手語，他們的手語是漢語的，所以我就使用拼音或病毒，後來世界衛生組織推出了規範的手語，而且開始通用，我才換成現在的手語。”
“因為我不是單單給吉隆坡的聾人看的，還有全馬各地、新加坡、泰國、印尼的聾人觀眾，我要考慮到他們的接收程度，是否能清楚明白我傳達的信息。”
︱法庭翻譯化身演員，重演還原案情︱
除了為國營臺新聞節目服務，陳麗美另一份工作便是法庭手語翻譯員。
陳麗美的翻譯方式更多是意譯，而非逐字翻譯，在法庭上亦是如此，否則許多專業名詞單靠拼音，是無法讓聾人理解的。
“法庭使用的詞彙跟普通的交流詞彙意義不同，你必須要解釋給他們聽。”
她透露，因為經驗不足的手語翻譯，導致蒙冤或正義不得伸張的聾人很多，所以每回為了讓聾人和法官雙方能夠傳達、接收到確切的信息，她會準備許多相關照片來輔助表達，倘若照片不足以彰顯事發過程，即便是再尷尬的場面，她也只能咬牙在庭上重演案情。
比如講述性侵、強姦的過程，必要時候她會變身成原告，讓真正的原告重複性侵者的所作所為，做出插入、口交、揉捏的動作，當她為我們示範時，作為旁觀者的我有些面紅耳赤。
“因為在手語裡的詞彙有限，比如摸和捏，都是同一個手語，單單只是做手語的話，你沒法清晰地向法官傳達。”
於是她猶如專業的演員，在法庭上演一出默劇，儀態、形象、尷尬都拋諸腦後，只為了確保聾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討回應有的公道。
“所以我現在去法庭都不穿裙子，都是穿長褲。”
︱為幼妹學手語，找到人生路︱
陳麗美接觸手語已經長達40年，一開始學手語的目的是為了家中聾人妹妹。
“家中有11個兄弟姐妹，我是排行第九，最小的妹妹是聾人。她小時候遲遲不會說話，我媽媽去問神，得到的回答是她會說話的，比較遲而已，結果到7歲還不會說話，才知道她是聾人。”
後來父親將妹妹送入一般的學校，儘管當時妹妹有個好朋友經常陪伴在側，但兩人除了對彼此笑笑，再無法做更多的溝通，而妹妹到學校實際上就是虛度光陰，幾年下來能學習到的內容非常有限。
“當時我們只能跟她做很簡單的溝通，比如吃飯、睡覺，沒有辦法深入交流。有時她發脾氣，就把自己鎖在房間內，一整天都不出門。”
妹妹的情緒和心事難以述說，亦沒有人能聽見她的聲音，這種宛如人群中的孤島，遊離在世界之外的孤獨，讓陳麗美尤為心疼。
於是，當大姐到吉隆坡上大學時，為小妹找到了雪蘭莪聾人學校，陳麗美決定陪著她上學，並全程照料，也從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前首相夫人的知遇之恩︱
當時18歲的陳麗美一邊給妹妹陪讀，一邊默默地在旁學習手語，回家後再請妹妹指點、複習，久而久之憑藉著天賦和努力，不但自學有功，還被該聾人學校聘為老師，偶然獲邀出席官方場合，為嘉賓的演講詞做翻譯。
在許多名人的人生轉折點中，“偶然”這個詞往往就給他們帶來機遇，陳麗美便在一次偶然的場合遇到了前首相夫人敦西蒂哈斯瑪。
“那次我為她的演講詞做翻譯，下臺後她讚賞我完成這次翻譯工作，我趁機向她提出希望可以到美國深造。因為當時在馬來西亞並沒有專業的手語課程，只能去美國等西方國家。然後，她答應了，讓我寫一封信申請。”
一週後，敦達因的夫人敦潘瑪哈妮親自到學校通知她，敦西蒂哈斯瑪已經批准獎學金的申請，可以準備去美國唸書了。
“我去首相署領取支票時，她（敦西蒂）跟我說：當你完成學業後，要回來為民服務。所以我到現在還是為聾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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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两人第一次在吉隆坡举办这个全球性的漫步城市运动——Jane’s Walk。
“珍·雅各认为，走路是探索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很多的活动参与者都会反馈说‘我时常经过这里，从未注意到这个地方’。”出自于对吉隆坡城市的热爱，她们举办一场又一场免费的Jane’s Walk。
“我们办了更多的漫步活动、讲座，甚至在行程中设计互动式的活动，已经超出原本的Jane’s Walk ，于是在2022年决定成立 Kerja Jalan。”阿瓦蒂说明，两人在推动Jane’s Walk时，主要收集和分享社区故事。如今的Kerja Jalan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往上多了一层倡议目的，“比如鼓励大家多走路，告知参与者有发声和要求改变的权力。”
报道：本刊 陈星彤
图片：受访者提供
Jane’s Walk活动受欢迎
Jane’s Walk属于全球性的运动，而Kerja Jalan更着重于在地课题的延伸和回应。对此，拥有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城市学硕士学位的雅思敏进一步说明，“活动非常受欢迎，开放报名几小时就满了。后来我们象征性收一点费用，填补协调活动的开销。”
透过大众积极参与Kerja Jalan举办的活动，两人看见人们对在城市步行的渴望。之所以用马来文Kerja Jalan命名，一如字面上的意思“走路的工作”。但真正的核心还是“Jalan”本身，阿瓦蒂说：“它既可以指‘街道’，也可以是‘走路’这个动作。”对她们而言，“走”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它更是接触城市、体验社区的方式。
借着Kerja Jalan活动，两人也希望向大众传达：道路不但是为了汽车或商业利益而建，更应该照顾日常使用者，“比如行人、孩子、长者……每一个人。”
路线选择出自好奇
至于路线规划，她们表示都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从前没去过地方，抑或网上偶然刷到的一个帖文，都可能是两人的“选材”。在决定地点后，考察便是下一步。
“我们会观察这个区域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面向，如生活方式、建筑风貌、社区历史、公共空间等。偶尔也会有当地居民或NGO，希望我们能协助在社区办活动。”在正式组成Kerja Jalan后，她们会视地点或团体的需求，不只专注社区故事，也会增加无障碍空间或行人友善等课题。
“每一场步行活动的性质都不一样，我们在策划路线和内容上非常开放。”她们曾以“身障群体如何在城市中移动”为主题办步行活动，也配合过《巴生河·乐！文化节》带领参与者环绕旧巴生路行走，认识当地历史和河流地景。
“我们过去的Jalan Gasing活动，当地的一个居民也是建筑师。我们邀请他从建筑的角度，讲解社区里的建筑风格。”
从轻松的社区探索，到严肃的公共议题——Kerja Jalan都会因合作对象和目标群体而有所不同。近期，她们也办起专属儿童的走路运动。
“马路很危险”是谁的问题？
“小朋友在城市里走路很危险”的观念深植脑海，雅思敏表示，这恰恰是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疑问。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良好的国家，基础设施也不算差，但为何我们还是会把‘孩子在街上走’视为危险呢？这是不正常的。”她补充，日本的孩童一个人搭地铁或步行回家，“这说明不是不可能发生，而是我们城市的街道的设计不够友善和安全。”
为了让小孩能安全参与，她们事前进行缜密的规划，确保路线安全的同时，不单是“走”，也要设计小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像是观察周遭后要求孩童在绘本上作画，又或者在等待交通灯时，引导他们“数时间”。
“孩子们边倒数边惊讶——哇，居然要等88秒耶！”在等待的时间里看，一群人站在车龙中，吸着二手废气，而小孩的身高正好平行于汽车排气管的高度；反之，开车的人舒服地在开着冷气的车子内等待绿灯。
“红绿灯的设计，恰恰凸显了城市里的‘优先顺序’。我们把汽车放在第一位，不是人。希望从这样活动，小孩能意识到城市空间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有收获的不单是孩童，父母也是。那些在大人眼中看似习以为常的日常，若以小孩的角度出发又有了另个视角，雅思敏说：“对家长来说，也重新认识了吉隆坡。”
人人都是城市专家
Kerja Jalan抱持着“人在城市走路”的核心，要人们亲自去体会一座城市的阡陌设计，她们认为人人都是城市里的专家。这正是城市研究者珍·雅各所强调的观点——城市的知识来自生活经验，不只是出自书本里的理论。
“你不需要成为建筑师，也不需要成为城市规划师，这些小孩长大后，无论抱负和梦想是什么，我们希望他们从小开始懂得关注自己所处的社区是否安全，是否宜居。”
跟着Kerja Jalan走在路与路之间，许多不曾注意的细节一一尽显。
“我是一名新手妈妈，推婴儿车走在人行道上斜坡，发现少了衔接的台阶。如果宝宝刚好在睡觉，突然的一震都会被惊醒。”雅思敏表示，城市里的行人道缺乏连续性以及全面性的情况不少见。城市规划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男性视觉出发，她接着说。
缺乏女性视觉的城市设计
男性所主导的城市设计，指的是当一座城市在规划与空间使用上的设想与执行，主要围绕男性的生活和行动展开。
“女性出行的方式跟男性不一样，我们一天会跑好几个地方，带小孩、买菜、探望父母……男性相对比较单一，从家到办公室、办公室到家。为什么地铁班次只在通勤的高峰时间更频密？其实那个时段，父母也很需要用到公共交通啊。”
雅思敏解释，过去城市的规划，几乎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设计重点是“如何让上班族（主要是男性）更快抵达办公室”，不曾思考其他性别、身分者，尤其是照顾者、长辈、小孩的需求。因此，她认为在一座城市设计中必须增加“性别视角”，让更多人的声音被听见。
“现在的情况有一点转变，以男性为主的规划，慢慢朝‘性别敏感’靠近，但仍需要更多讨论与实践。”
“步行审计”激发讨论
比起一般的走街旅游导览，她们更倾向以“步行审计”（walk audit）说明Kerja Jalan这几年的努力。阿瓦蒂希望参与者在走路时，观察周遭公共设施的不足，是否适宜步行等问题，激起讨论。
“我们的活动只是提供一个工具，协助提高人们的公共意识，比如行人道被破坏，环境污染等。人们也会因此采取行动，向地方政府问责等等，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安全宜居。”
对两人来说，她们现在所做的也是记录的一环，因为城市的发展太快，谁也无法保住失去的地景。雅思敏以高速公路的建造为例，一层又一层的高架公路，中断社区的连续性。
马路变多了，车能开得更快了，但人却无路可走。
“有时候我们没有控制权，但从规划指南来看，市民确实有权对自己的城市发表意见，只是我们长时间忽视了这种权利。”
谁是珍．雅各？
珍·雅各（Jane Jacobs，1916–2006）是出生于美国、后归化为加拿大的城市研究者、记者与社会活动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思想家之一。她主张以人为本、社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反对以高楼与宽马路为主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她最著名的著作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书中批判当时主流的城市更新模式，强调街道活力、多元用途与社区参与对城市生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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