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瑪麗安李：我不戴頭巾，我對抗的不是宗教，是父權主義

那些年所受的“宗教創傷”

穆斯林女性來月經時不能碰觸可蘭經、不能踏進清真寺或祈禱室、不能齋戒，基本上不能進行平常的宗教活動。華印社會也有類似經驗，來月經的女性不能持香祭拜、不能進入神壇或廟宇。

瑪麗安李另有深刻回憶——中學祈禱時間前的月經檢查。除了口頭問話，女老師還會隔著校服撫摸女學生近私處部位檢查是否穿戴衛生棉，確保她們真的來月經，不能祈禱。

“當時覺得很不舒服，但我根本不知道能用什麼詞彙來形容。”小瑪麗安李的字典裡還沒有“性騷擾”。不過，執行者大概也不會承認，因為此舉目的不是性。如何定義？瑪麗安李也沒答案，只能說是月經招來的侵害，專屬女性承受。倒是長大後朋友將之形容為“宗教創傷”（Religious Trauma）。

大約2年前，瑪麗安李在社交網絡上討論月經檢查。原來不只大馬，她還收到不少新加坡、印尼、汶萊網友來訊分享類似情況。她是90後，粗略觀察研究發現，比她年長的女性在中小學並沒有經歷月經檢查，估算是近20年來才發展起來的現象。而且，很多學生當下並不認知不妥，也許因為習慣了，或者害怕，不知道可以告訴誰，又或告訴父母卻不被相信。

月經檢查的目的在於“預防”，預防月經玷汙祈禱場所、預防學生欺騙、預防學生藉故不祈禱而下地獄。這裡有兩層問題，月經是女性無法選擇的自然生理現象，女性卻得承受汙名；二是以宗教之名執行檢查，兩者背後都是濃厚的父權主義。

被掌控的不只穆斯林女性

瑪麗安李提醒，不只穆斯林，每個社會群體對女性都有特定期待，好比迴歸家庭，回到母親、妻子、主婦的身分。甚至，女性出生後先依附父親，婚後附屬於丈夫，若丈夫去世，就由其他男性親屬照顧。

她點出穆斯林女性處境之不同，以宗教之名把教條轉化成法條，會進一步強化文化認同。比如，明文規定月經禁忌、女性必須遮蓋自己的身體。這些都是為了掌控，而控制越多，權力越大。

再以月經檢查為例，在她看來好像警察捉賊，儘管不祈禱並不像盜竊，不會影響到他人。她覺得穆斯林祈禱在於個人意願，但老師就像是執法人員監督著，學生被訓練成不祈禱如同犯罪。

當然，她也有遇到認同月經檢查的女性，認為不祈禱比其他行為更惡劣，月經檢查能防止犯錯，倒成了“都是為你好”的行為。瑪麗安李反問，“你真以為學生不感覺創傷嗎？侵犯了她們的私密空間，讓她們感到不安全，是你想要的嗎？”雖不能立即改變對方想法，但反問至少能刺激思考，這種作法影響他人，執行者是要負上責任的。

她推敲，也許因為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漸漸遠離宗教，相關人士才以不失去宗教為名，強加更嚴格的教條。但她並不會用“伊斯蘭化”來形容，反倒認為月經檢查更傾向於形式上遵守，和來月經的華裔女性不能持香祭拜是一樣的。只是，在這片土地上馬來人或穆斯林居多，問題看起來比較明顯。

背後的權力和控制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在這樣的氛圍下，瑪麗安李自嘲每天一出門大概就犯了10宗罪。這個90後穆斯林女性，不戴頭巾，和異性朋友一起，穿連身短裙……她說，當這些伊斯蘭教條列入伊斯蘭法就成了各種罪狀，她也成了“罪犯”。其實，在她的書籍《Unveiling Choice》推介座談會後，就被雪蘭莪州宗教局（JAIS）問話，理由是侮辱伊斯蘭。

“我不是反對伊斯蘭法，也不反對任何法律。”她還說，大馬法律源自英國，而西方法律多少受到基督教影響。她在乎的是，法律都是人創造的，這些法律是否真的平等，尤其對女性公平？

性別沒得選擇，月經更不該帶給女性傷痛。“對，來月經身體會痠痛，但外在因素讓情況更糟，文化、社會、宗教上的限制，都在懲罰女性。”瑪麗安李常想，來月經時不能祈禱，對虔誠的女性公平嗎？頭巾和宋谷都是文化產物，但男性不必隨時隨地佩戴宋谷，為何女性不行？

這些規定看似介於文化與宗教間，瑪麗安李提醒重點是背後的權力和控制。生而為女性，有更多被控制和壓抑的情況，因沒人流血受傷而隱形，處處都有無形的壓迫。

“你可以保守，但不能強加於他人。”瑪麗安李認為，“一旦用立法、法律強加到他人身上，成了極端。”那些只有女性遇上但被規範成錯誤，其實並沒有實質受害者，沒有任何個體因此受到損失，為何被列為罪行呢？

是賦權（Empowerment），而不是父權。社會上還有很多對女性不平等的事物，男性在種種情況的抉擇權力太大。女性還得在法律、政治、社會、經濟被賦權，自主獨立地為自己做決定。

女性主義追求的是女性集體自由

“女性主義不是為了追求個人自由，而是女性集體自由。”瑪麗安李並不覺得自己不戴頭巾就算自由了，因為整個社會尚未開放。“我不戴頭巾可能不必坐牢，但只要周遭的人會認為我應該坐牢，就永遠還需害怕可能因此失去自由。”唯有集體意識得到解放，才有可能真正自由。

這個以身體力行對抗父權的女性，其實也不贊同“相信自己、做自己”之類的論述。“女性本來就很強大了啊，只是不被承認和認可。”

眼前的瑪麗安李個子不高，說起話來強而有力。她自認小時候是愛發問的“問題兒童”，到了大學，開始有了政治意識而行動起來。她參與的第一場政治相關的運動訴求非巫裔的瑪拉工藝大學，與反歧視有關。

她所說的“政治”不是“政黨政治”，而是周遭的權力，家庭內、社區、社會、國家都有政治操作。她只嘆，“現在人人都有手機，我們是擁有那麼多資源的一代，卻沒能好好掌握這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