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張恩寧 卸下冰鞋，拎起相機 跨界拍攝溜冰世界

第一次，她感覺到不一樣，全因身分的轉換，從冰場走出來，成為場外的記錄者。一切對她而言很新鮮，回想起自己參加溜冰比賽時，主辦當局會安排攝影師拍攝，選手可以向他們購買照片留念。“當時對方會把照片存進光碟，一張光碟售價約60令吉。”不料，開啟光碟瀏覽照片時，張恩寧不禁蹙眉，“他們沒有拍攝到關鍵時刻，比如跳躍時，在半空中的姿態，很多都是起飛和降落的照片。接著，照片也很暗，我又不會修圖。”

她體內的溜冰細胞和身分，讓她與純攝影師有了不同視角、美感和構圖思維。一架高階相機能夠喀嚓喀嚓的響著，猶如機關槍發射，聲音非常清脆。溜冰經驗讓張恩寧有較高的敏銳度，憑藉手上的佳能550D和18-55mm的鏡頭，當時耐著性子等待，數著音樂節奏，配合選手的動作再按下快門。“我的教練有10個學生參加比賽，為了避免與現場的攝影師有利益衝突，教練還得讓出貴賓席供我拍攝。”

恰好還有一股動力驅使她踏上攝影之路，馬來西亞溜冰協會（ISAM，現為馬來西亞溜冰聯合會，MISF）欣賞她的作品，便要求張恩寧拍攝一系列花式溜冰選手在籌備比賽和練習的過程。“Take it as you're in the competition.”她至今還記得對方說的這句話，用溜冰者的角度去攝下他們的故事。

以照片打開溜冰世界的窗

“我想要拍攝一個溜冰選手的旅程，從賽前熱身、繫好冰鞋、整理服裝、看牆上的成績表，我想要人家認識這個運動。”她覺得透過照片記載，可以為公眾打開一扇進入溜冰世界的窗，去了解這項運動。

2017年是轉折點，ISAM相中張恩寧的拍攝作品，決定與她合作，讓她承攬整個馬來西亞花式溜冰全國錦標賽（MNFSC）的拍攝。那一次為她叩開機會之門，進而獲得邀請拍攝出徵東運會的馬來西亞花式溜冰選手。“當年花式溜冰首次被列為東運會項目，也是在東運會史上第一次納入冰上運動比賽。”

隨後，她擔任了馬來西亞溜冰協會的首席官方攝影師，同年成為第29屆東運會的溜冰國家隊攝影師。2018年，她有幸成為國際溜冰總會（ISU）的特派攝影師，拍攝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賽。最令她開心的莫過於2018年遠赴平昌冬季奧運會，成為馬來西亞花式溜冰國家隊的攝影師。在ISAM的支持下，她也成為大馬首位獲得官方批准採訪冬季奧運會的女性攝影。這無疑是她夢寐以求的機會，還能見到自己的花式溜冰偶像。

成功“參與”冬季奧運會

這段路途中，少不了貴人的相助，其中一個便是馬來西亞花式溜冰運動員茹自傑（Julian Yee）的母親。當茹自傑確認“溜進”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她便對張恩寧說，是否想過去奧運會拍攝？“她對我說，‘Annice，你要大膽的夢想（dream big），你需要瘋狂地去想。’”這番話令她有了勇氣，決定把攢得的運氣一次過花光，遞上申請信和各方推薦信，希望提高成功率。最後，她終於獲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回憶起此事，她猶記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詢問為何需要這個機會時，她呈交以茹自傑為主題的系列作品，敘述著一位馬來西亞花式溜冰選手如何刻苦訓練，進入全國賽、東運會和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賽。“我當時說，若可以，我需要最後一張拼圖，那就是奧運會，去打造一個完整的溜冰征途。對方後來答應，也願意支持我的願景和計劃。”

拍攝奧運會比賽，必須做足萬全的準備功夫，除了學會找最佳的拍攝角度，還得爭取最好的席位。在奧運會賽事上，除非事先提出要求，不然會被分派在固定的攝影席。不過，她也學到一些竅門。“當洗冰車清洗冰場時，我觀察到日本媒體會趁這個空檔，趕緊看溜冰選手過去的視頻，其實他們在研究選手們會在什麼時間點來到我們的角落，好整以暇地準備拍攝。”

先做好人，其次才是攝影

回國之後，她自覺渺小，需要繼續進修。2018年，張恩寧獲選參與馬來西亞佳能EOS青年大使的培訓活動，可以從各個專業攝影師身上學習攝影經驗和技巧。在這個過程中，其中一位導師便是馬來西亞美聯社首席攝影師Vincent Thian。正因為這個因緣，她有幸跟隨對方學習，嘗試走在前線拍攝新聞事件。接觸新聞攝影，無形中開啟了她觀察社會的另一個角度，用鮮明的主題、結構和方向去陳述一件事的來龍去脈。

“相機是一個工具，是最好的溝通渠道。一位攝影記者的相機可能拍過首相、原住民、貧困家庭，運用相機敘述一個故事。無論是拍攝美好的事物，抑或倒在街旁無人問候的貧困者，不管是任何人，照片可以給他們一個發聲的機會。”

這位嚴師給予她很多學習機會和建議，更常會督促她不能滿足於現況，反而要不斷突破自己的舒適區。張恩寧曾詢問主管關於普立茲獎的攝影作品，一旦遇到災難時，究竟要擱下鏡頭幫助災黎，還是執行任務？對方回答，若現場只有她和災民，那就放下相機幫忙。“你無法控制所有事，唯一可以控制的是放下相機。我在這裡學到先做一個好人，其次是攝影。”

成立馬來西亞女攝影師協會

離開美聯社以後，她成為獨立攝影師。今年3月底，正好是行動管制令頒佈的第二個星期，大夥兒都無法出門，只能乖乖待在家。張恩寧和兩位夥伴Aisha Nazar、Carol Yong卻蹦出了一個新想法，在凌晨3時共同宣佈成立馬來西亞女攝影師協會（WPM，Women Photographers Malaysia） 。

成立這個組織之前，張恩寧去年曾無意間認識了“女性攝影”（Women Photograph）組織。這個組織由幾位女攝影記者營運，擁有很強的網絡和數據庫，至今已有來自全球百多個國家，超過一千位女攝影師加入。當對方發現她的新聞攝影照片出現在英國《衛報》時便與她聯繫，詢問是否有興趣加入該組織。她加入以後也意識到這個組織正是她所想要的模式，符合她腦海中的想像。

張恩寧說，早在2018年便有這個念頭，然而內心一直有股聲音令她猶豫不決，認為沒有人會聽從和信服她。“我覺得影響力不足，聲音無法傳達得更遠。”在拍攝工作的生涯，她曾被一位專業攝影師質疑，直稱憑她的能力是不可能踏上奧運會的平臺。張恩寧也遇過言語騷擾和取笑，“比如說我經過一位男性，對方會說，‘屁股很大。’在WPM成立時，我們也有一些私密的談話，給加入的會員有一個安全傾訴空間，當中就有人說出自己被肢體騷擾。”她想要成立一個組織去保護她們，希望自身所經歷的事不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同時，她想借此平臺培養更多女攝影師，透過工作坊、例常活動提升自身的攝影能力，發掘出更強大的潛能。

“我想要回饋給社會，我是被幸運女神眷顧，現在想要幫助更多人。”張恩寧認為這個疫情正好給她一個反思的機會，當行動管制期不斷延長，那麼何時才是最恰當的時機？“沒有最恰當的時間點，你要，就現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