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佛海.青蛙、金錢政治和政權更迭
沙巴政壇有三“最”──政治青蛙最多、金錢政治最猖獗、政權更迭最頻密；而三者都有相互關係。
沙巴公認是最多政治青蛙的一州，在西馬人熟悉的的臉孔當中，幾乎沒有一人不曾跳槽，或退黨自立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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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馬來西亞誕生的沙巴關鍵人物敦慕斯達化（沙統）和敦法史帝芬斯（沙巴民族統一機構），前者跳槽至巫統，後者另起爐灶成立人民黨。這兩位沙州早期的政治人物，都曾出任州元首，也當過首席部長。
其他如沙卡蘭丹戴、哈里斯沙列、百林、柏納東博、楊德利和章家傑都是在跳槽或退黨後組織新黨，繼而當上首長或輪值首長。
即使是目前的看守政府首長沙菲益阿達也不例外，他原本是沙統黨員，過後加入巫統，2016年成立沙巴本土政黨──民興黨。
談到“一號青蛙”，則非立新黨主席傑菲裡吉丁岸莫屬。他從加入哥哥百林領導的團結黨開始涉足政壇，二進二出團結黨。
1994年州選，團結黨再次告捷，但在百林準備宣誓就職時，擺在眼前的是眾叛親離；傑菲裡聯同柏納東博、楊德利、佐瑟古律等黨領袖都轉投馬哈迪陣營，排隊領賞。
離開團結黨後，傑菲裡曾先後加入沙巴人民正義黨（AKAR）、沙巴人民團結黨（PBRS），不久他又申請加入民統（UPKO），但在民統有決定前，他撤回申請，嘗試重投團結黨懷抱，但遭拒絕。2003年，他加入巫統，但不久就被撤銷黨籍。
2006年，無黨派的他獲得公正黨接納，並委他為副主席。但5年後，他又退出公正黨，過後領導立新黨至今。
傑菲裡前後擁有6個不同政黨的黨籍，但他還大言不慚地說，跳槽是沙巴政壇的常態，“我們都是青蛙，慕沙阿曼是青蛙，我哥哥百林也是青蛙”。
沙巴政壇的貪汙腐敗嚴重，金錢政治大行其道，其他州屬難出其右。在金錢和官職面前可以六親不認，背叛、出賣所屬政黨在所不惜。當選的州議員可以待價而沽，誰出得起價錢，誰獻議的官職大就有交易。
因此，在歷屆沙巴州選舉，參選的政黨多，候選人多，碰運氣的獨立人士一樣多。
在509州選後，國陣和民興黨陣營都贏得29席，在立新黨的2名州議員投向國陣後，慕沙阿曼以簡單多數議席宣誓就任首長；然而，國陣議員較後陸續出走，最後走剩9人，沙菲益才得以組織州政府。25個月後，慕沙阿曼嘗試以同樣的手法奪權，但敗在州元首同意解散州議會。
因此，沙巴政權更迭比任何一州都來得頻密，先後掌權的政黨包括沙統、人民黨、沙巴華人公會、團結黨、國陣及民興黨。
巫統在1991年2月東渡後，從此改變了沙巴的政治面貎。馬哈迪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讓華人、信仰基督教的土著和穆斯林土著這三大群體領袖輪流出任首席部長，每人2年。
但是，老謀深算的馬哈迪將沙巴的所有政治人物都玩弄在股掌中，在所謂的三大族群分享權力的首席部長職輪值了10年後，巫統在2003年開始一黨坐大，慕沙阿曼的首長職一當就是15年，直到民興黨崛起為止。
希盟政府倒臺，加上沙菲益因為13名議員跳槽被迫解散沙州議會，馬哈迪痛罵慕尤丁，並譴責跳槽議員為了金錢投靠敵對陣營，偏偏忘了他是助長沙巴跳槽歪風的始作俑者。
即使沙菲益在閃電大選中大獲全勝，也無力阻止已根深蒂固的跳槽歪風；反之，敵對陣營的議員將爭相過檔，沙菲益同樣會來者不拒。
雖然州選不能與全國大選相提並論，但可以探水溫，因為這場戰役是國盟和希盟++在全國大選前的“熱身戰”；號角還未響起，兩個陣營已因席位分配的談判碰得焦頭爛額。
再說，在冠病疫情仍未平息的情況下舉行州選，其結果也可以成為下屆大選的一個風向標，可供首相慕尤丁參考，是否要來個閃電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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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社会，没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强加自身的宗教观于他人身上，为了达到目的，滥用私刑更是大错。一直以来，某些组织和民间人士一直在进行道德监督，甚至支持民间道德审查，以维护宗教名义，纵容了某种程度的自发执法行为。大叔掌掴非穆案是对多元社会的一个警示。
柔佛一名马来大叔掌掴在斋戒期间进食的华裔青年被提控，因为3个原因而“节外生枝”：一是大叔不了解法庭程序，言行反复；二是负责提控的副检察司准备不足，导致推事一度将案件列为释放不等于无罪（DNAA）；第三是，民众从新闻得知案件列DNAA，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无论如何，大叔当天重新被提控，在不认罪下，获得保外候审。
星期三早上，被告阿都拉查面控时已经认罪不讳，却在得知控状内容后，就对里面提到的“被掌掴的男子脸部肿胀”字眼有异议，说他有掌掴对方，但没有用力到造成肿伤；结果推事因为被告对案情有意见，推翻他的认罪，案件另择日期过堂和审讯。
基于被告没有代表律师，显然不了解审讯程序。当被告听到推事要求他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援，相信是慌了，就表示后悔，说他不想耽误孩子上班，要求再度认罪，结果推事认为被告是“有条件认罪”，不接受他“再认罪”。
须知，刑事程序法典阐明，被告认罪必须是毫无保留、明确且无附加条件的，这意味着附带条件的认罪将被视为未认罪。大叔对控状有异议，推事没有任何选择，只好推翻他认罪。
这是审讯来到这里出现的第一个转折，接着主控官就接到布城总检察署的指示，要求将案件列为“获释但不代表无罪”（DNAA）。消息传出后，舆论矛头就因此指向推事和检控官，各种指责如提控双重标准、司法不公的言论开始在网络炸开，这是第二个转折。
DNAA这个法律术语在副首相阿末扎希和其他政客的案件出现后就被“污名化”了。然而，大叔这个案件与之前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是不同的。
这里先简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案件会列为DNAA。一是证据不足、缺漏，或有新证据，让案件必须重新评估。第二在检控程序中有不妥，如被告在不适当的情况下认罪。第三被告可能在被扣押或审讯期间，受到不当对待，法庭可能会要求调查。第四检控方决定暂时不继续起诉（先不论什么理由）。
按照司法程序，被告在面对案件时，控方不能用同样罪责来提控2次。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的最后结果是无罪释放，那么控方以后就不能再用同样的罪责/理由来第二次提控他。如果是DNAA的话，就是控方以后还可以用同样罪责来控他。
主控官要求案件DNAA的时候，推事/法官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裁决DNAA，第二是裁决无罪释放（Discharge Amounting to Acquittal, DAA）。在本案，布城总检察署相信是看到控状有许多问题和漏洞，就指示主控官向推事要求DNAA，以便做下一步部署。但是，总检察署做好了司法程序，却漏了做好公关，结果形象再次受到冲击。
在被告突然间“有条件认罪”的情况下，控方很可能一时乱了阵脚，还得出动布城总检察署，副检察司的专业素质令人费解。为何主控官不直接当场口头改控状？过去已有不少案例是这样处理的。
总检察署也没有解释为何要DNAA，之后的文告只是解释提控程序出现了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下午重新提控。当国内许多人都不大相信司法，DNAA还是个贬义词的时候，总检察署即使快速在下午二度提控大叔，专业形象已经受损。下午的控状与早上的控状有几个点明显不同，更加深舆论的质疑。
目前，随着大叔已经再度被提控，案件将正式进入审讯程序，我们且静候审讯和判决。
不过，这起案件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日愈宗教化和急躁的社会进行反思：在多元社会，没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强加自身的宗教观于他人身上，为了达到目的，滥用私刑更是大错。掌掴他人的道德警察式行为扭曲了斋戒月本应强调的自我克制。但是，这种“道德警察”式的行为或许与某些组织的推波助澜、默许和纵容有关。一直以来，某些组织和民间人士一直在进行道德监督，甚至支持民间道德审查，以维护宗教的名义，纵容了某种程度的自发执法行为。大叔掌掴非穆案是对多元社会的一个警示。
令人欣慰的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皆一同谴责大叔的打人行为，并声援受害者，更没有人上纲上线至种族和宗教敏感课题，这显示社会还是有成熟的一面。此外，某些政客也没有掺和，不致于一发不可收拾。
警方和总检察署的快速行动，值得赞扬，只是在办案过程中有所疏忽，导致节外生枝，这是当局必须检讨并改善的地方。不过，总检察署快速亡羊补牢，希望接下来主控官的表现能更加专业，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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