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最後,蘇淑樺說“這條路算是我的志業”,語氣平和又堅定。那條路叫“行動者”(Activist),大學時期就拿定主意上路的。早在2004年幫蔡添強助選而被學校對付之前,她就積極參加學運爭取學生自治,隨後挑戰大專法令,參與工人議題倡議工作,為遭逼遷的人們聲討土地正義。同期活躍學運的朋友,很多加入了政黨,她加入比較冷門的社會主義黨,現任全國財政。
“你們每次抗爭,爭取不到,別人質疑你的時候會不會很傷心?”蘇淑樺笑著分享友人近來的問候。其實她也自知在逆流而上,但怎麼在逆流中自處,也是一種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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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管制令期間,蘇淑樺翻開朋友送的書《殊途同歸——亞洲女工組織工作經驗集》,內容是各個國家工人運動團體的經驗累積。她想起自己的經歷,檳城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畢業後,和朋友聯合發起“丹絨工友服務中心”,做工人議題倡議工作。
當時,他們是這麼想的:如果懷著“改變世界”的理想,到底要從什麼點著力?於是,2006年到2009年間,4個沒有工運背景的讀書人到檳城自由貿易區接觸基層工廠工友,設立投訴處,幫助工友投訴和舉報勞資問題。他們還出版刊物《Isu-isu Pekerja》到工友集中的夜市派發,內容包括工人被裁退後的賠償與福利怎麼算。
下定決心成為行動者的契機
所謂抗爭或行動,並不只是媒體常見的示威或遊行。蘇淑樺走馬拉松路線,直視體制問題,長期身體力行去關懷弱勢群體,陪著他們爭取權益,嘗試賦權(Empower)基層人民,改變社會。行動,是從大學時期開始養成的。
原來,蘇淑樺本來的志向是新聞工作。初中時加入辯論隊關注時事,乾媽是記者,已故扶貧作家唐米豌,從小耳濡目染。她喜歡看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的文章,覺得最酷的職業是戰地記者。
一切按目標計劃順利進入理大新聞系,大學生活令人大開眼界。大一加入華文學會時,學會不久前才遭校方凍結活動。蘇淑樺當時認知到,校方家長式的管理方式是學術監控,打壓學生活動自主。參加馬來西亞青年與學生民主運動(學運),隨考察團瞭解社會議題,拜訪原住民,反對伊拉克戰爭。不過,校園風氣保守,關心政治和社會議題都被視作政治化。
繫上所學的新聞學理,和華文學會、學運同樣提倡對社會、校園管理批判思考。一個是通過文字,另一個是直接用行動去回應社會議題,兩者相較,蘇淑樺漸漸知道自己想成為行動者。尤其大二那年在雪隆當地方版實習記者,她覺得好像只能寫別人講過的話,她更想直接參與去改變一些社會現況。
2004年全國大選,蘇淑樺和同學幫公正黨候選人蔡添強助選。年底新學期開學,她遭校方以觸犯1971年大專法令,控上校園法庭。同行助選的是一群人,唯有她被對付,被罰款200令吉,還被國家幹訓局當成“壞榜樣”,展示在大學新生入學講座上。也許身為華文學會主席,被對付,“責無旁貸”。
打壓也成為契機,學生決定擴大行動,把校方不合理的管理公諸於世。2005年畢業後,蘇淑樺就判決申請司法審核,並挑戰大專法令第15條文(大學生不得參政)違憲,官司耗時整整8年。
“這不是我的個人選擇,我也拒絕英雄化。”回想當時情況,蘇淑樺有意識地把這起事件看成是學生全體權益問題,她只是當事人,就算不是她,也會有其他人被對付。儘管失敗告終,那幾年,蘇淑樺事件、國大四子事件和博大七宗罪事件(注),都引起社會關注,反對大專法令的聲音也越來越鞏固。
選擇社會主義黨,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我們那時都說主修華文學會,輔修學運,選修新聞系。”蘇淑樺笑道。不管活躍學運,或投身社運,在一般人眼中也許叫“不務正業”。有的,她曾在獨立書店跑業務辦書展,也在檳島浮羅山背當過2年有機農夫,現在在一家兒童文學書店工作。她有固定收入維持日常生活,也挺幸運的,本身不提倡消費文化,對生活沒什麼要求,沒有太多負擔。套她的話,強迫症表現在資源最大化,車子是舊款寶騰賽佳,朋友嫌換購價太低,索性給她;手機也是舅舅不要了的。
在她看來,她和一般人一樣在畢業前設想接下來要做什麼。只是她認定從事社會工作,這與別人認定要賺取人生第一桶金無異吧?她想在生活中實踐過去相信的理想,“有挑戰,但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蘇淑樺說,是被社會議題觸動了,促使她在畢業後繼續行動。“我真的深刻覺得,社會上的貧富懸殊是源自制度不公平,很多人是被周遭的社會環境決定和影響。”
她提議換個方式來問,為什麼是加入社會主義黨?如果要改變社會或政治制度,加入其他政黨,不是能更快更容易掌握到權力?
“只有從最基層的人民組織起來,才是最踏實的,才是社會最需要的。”蘇淑樺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權益發聲,不需要代言人。
一開始她也只想做民眾組織工作,沒想過更深層的政治工作。後來,認知到很多事源自政治經濟結構的問題,政黨扮演一定角色。學運圈的朋友不少加入了公正黨或行動黨,她在2009年加入社黨。她喜歡社黨並沒有身為政黨而有政黨政治考量,而是以群眾組織為基礎,去精英化。
“一個認識且為自己權利發聲的人,和由別人為你代言的人,精神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她看過那些臉龐,深信基層力量。社黨不少支部因抗爭成立,有些人住了幾十年的土地就那麼被奪去,被政治和經濟現況所困,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抗爭。那些基層領袖,原本也不知道自己權利,在過程中學習為自己發言,爭取權利。
他們也只想過安定平穩的生活,都為生活忙碌,但現有的社會制度似乎總會找上他們麻煩。“你會看到很多黨內有經驗的人,真的是生命影響生命,怎麼把抗爭的精神,宣揚給另一個個體。”同樣命運的人連結起來時,就有了改變的力量。
孤獨的時候,不要停下腳步,自然會有出路
這一路上,曾感到孤獨嗎?蘇淑樺承認,一路上有很多疑惑和不解,但是她最厲害的方式就是不要停下。“當你不斷嘗試,不斷走下去,你自然會找到同路人和可以跨越、解決的方法。”
想當年社黨檳城支部剛成立,連黨所都沒有,每個星期去小販中心擺兩張桌子就當服務處。她說,沒人光顧真的很無聊,看不到任何影響。可是長時間守住、堅持同樣工作,越來越多人來參與,檳城支部慢慢壯大,有了辦事處,受眾也會逐步擴大。
過程很慢,蘇淑樺知道,公民社會整體醒覺,還得靠教育和組織工作,是一條很漫長的路。她明白,如果對抗的是整個制度,絕對不可能一個晝夜,甚至一個世代就能改變。它絕對是靠幾代人滴水穿石,不斷努力,為下一代人鋪路。
舉個近期的例子,她不能接受509大選換政府是“不流血政權轉移”的說法。她謹記過去為抗爭而犧牲的前輩,多少牢獄之災,多少妻離子散。就如今年逝世40週年的前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主席楊亞柒,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被釋放後仍精神不穩定,最後自縊。
“我覺得只有人民的自強和自覺,才能帶來實質的社會改變。”她相信改變應由下而上,來自人民的意志。尤其身處多元社會(種族、文化、思想、階級、性別等),需要共同議題來促成集體意志。相反地,由上而下的改變基本上是政治權利的博弈,到最後,它還是由少數人說了算。
“把同樣理念的人連結起來,它會慢慢的,真的很慢哦,把影響力擴散出去。”蘇淑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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