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華裔不到1%的甘馬挽港口漁村裡，佇立著一所具有81年曆史的甘馬挽港口華小，因村子人口外遷，學生逐年減少，學校一度面臨關閉危機。
就在前校長謝月美以及校董事長陳應祥的攜手合作及領導之下，甘馬挽港口華小迎來華麗轉身，憑著愛心教育和獨特的辦學魅力，一躍成為登州有名的華小，也讓更多人知，甘馬挽港口這個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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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土生土長的港口漁村人，謝月美和陳應祥，無論是對村子還是華小，都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繫，即便離開了村子數十年，卻用另一種方式來回饋這片養育他們的土地。
因為地方小，人際之間的互動來得更直接與深刻，生命影響生命，在這裡更撩動人心。
“以前這漁村很漂亮。”
跟著謝月美的腳步走進港口漁村，總能聽到許多“以前”和令人惋惜的故事。因為極少照片記錄，漁村變遷又大，還得憑靠大量的想像來構畫出港口以前的面貌。
謝月美是村裡長大的孩子，父親靠做魚餅（Keropok）養活一家大小。90年代屋子被海浪嚴重摧毀，自此搬離漁村。那些釣魚捉螃蟹的童年回憶，嘴裡鮮甜魚肉和新鮮魚餅的味蕾記憶、村裡大曬鹹魚江魚的美麗畫面，一直深植記憶裡。
採訪當天，謝月美駕駛車子到甘馬挽港口漁村，沿途給我們介紹漁村數十年來的變遷。
“以前這個地方是個很闊的沙灘，也是馬來漁夫一年一度祭海的地方，整個星期都會有慶典，會有皮影戲、瑪蓉等活動，但是如今都沒有了。”
“以前漁村的屋子都會搭建曬鹹魚和江魚仔的魚棚，接到長長的，沿著河邊而建，非常壯觀好看。小時候我們就在魚棚上跳來跳去，腳下全是竹片，沒有洋灰，走在上面嗒嗒嗒的，魚棚下就是河水或沼澤地。家家戶戶都沒關門，小孩就這樣一家接一家地去串門子，即便走到哪家不認識的也沒關係，家長知道這是哪家小孩就行。”可惜，自從填土後，全都毀了。
她嘆氣說：“經過歲月的洗禮後，如今漁村已失去了它的美感，變得像貧民窟一樣。”
車子離開寂靜凋零的華人住宅區，不到兩分鐘就來到建築色彩鮮豔，綠意盎然的甘馬挽港口華小。
春風化雨81年，開啟校園新風氣
曾幾何時，甘馬挽港口華小是許多漁村孩童的童年記憶。每天一大清早，孩子們就會拎著書包走路到學校。
甘馬挽港口華小建校於1939年，最初的樣貌是在港口漁村一間店屋的樓上，當時是一間民辦華校，由華社籌錢聘請老師和添購桌椅設施，如今走進港口漁村，仍能看到當時的校址。
直到1948年，隨著學生人數增加，窄小的樓上店屋容納不下，於是董事部計劃在另一個更適當的地點建校。當時村裡馬來人和華人感情很好，居住在當地的友族同胞En. Ali Pilot，將自己一片1.15畝闊的土地借給董事部建校。起初成立時，學校只有3間課室。
1969年，謝月美踏入小學，遇上了讓她畢生難忘的老師──陳應祥老師，她形容這恩師是“個子小，脾氣好，點子多，總愛和孩子打成一片。”
當時的甘馬挽港口華小很小，學生人數不及50人，鄉下孩子疏於管教，也不愛讀書，得過且過的，往往讀了6年依然是頭腦空空，整個校園教學氛圍可說是很輕鬆。
謝月美笑說：“以前人們最看不起的就是港口學校，都叫這裡的學生作budu（指魚露），因為漁村的孩子滿身魚味啊。”
就在謝月美三年級那年，楊昭鍾校長來校執教，讓從小天不怕地不怕的她，遇到了生平最可怕的人物。
“當時掌校不久後，楊校長就要全校辦遊藝會。當時遊藝會要表演9個節目，全校只有三十多位學生，2個老師和1個校長。換言之，每個老師要準備3支舞蹈，至於學生呢，跳來跳去那幾個人。”在使出渾身解數完成遊藝會以後，全校師生彷彿上了寶貴一課。
在楊昭鍾、陳應祥和其他老師的帶領下，開啟了校園辦活動的風氣，除了辦遊藝會、展覽會、頒獎禮、文娛晚會等活動，更把孩子帶出港口，參加挽華小學的運動會，開拓漁村孩子的視野。這一切，都為謝月美埋下了教育理念的種子。
以生命影響生命，走自己要走的教育路
2005年以後，謝月美回到母校執教。時間輾轉，眼前這所學校簡陋、沒有自己的村民，學生大部分來自城裡跟不上學習進度的轉校生，從馬路經過，往往會誤會這是落魄丟空的馬來屋，於是她找來小學恩師陳應祥，也就是後來的港口華小董事長，攜手合作，把兩人的母校重振起來。
“因為楊校長和陳老師的影響，使到我再次回到港口華小時，我覺得這是我發揮的時候，促成之後的一步一腳印，把力量凝聚起來，把學校帶起來。”
掌校之初，謝月美幾乎每天都花上大半天時間處理紀律問題，同時在思索孩子的行為和問題癥結。除了紀律問題，學生人數低落，同樣是個棘手問題。
她透露，港口華小身處馬來漁村，早期面對學生不敷的時候，確實曾去物色另一些華人區，有意搬遷學校。但因為搬遷不容易，學校是半津貼華小，所有硬體設備必須由董事部支付，需要找一大筆錢買地建校舍，整個手續過程非常繁瑣。
“後來我接手時，我會認為，與其搬遷，不如把現有的東西做好，我相信，你若精彩，蝴蝶自來。”
謝月美意識到，辦學必須有特色，才能留住人才。“特色是人為的，我們學校沒有特別優美的環境和校舍，窮也窮過人，所以這個特色唯有來自我們的內心，用愛心把孩子感化，用放風箏的方式來影響孩子。”
隨著孩子的改變，家長對學校改觀，口碑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多外人願意把孩子送進來，也讓更多人認識到，甘馬挽港口漁村這個地方。
2009年，學校獲選為教育部愛心計劃學校，校園屢創高峰，讓這間曾經歷風風雨雨的微小，煥然一新，校園變得漂亮有生氣，學校也有一百四十多位學生。
“對我來說，我的學生，不論好壞都要教他，成績分數不代表他的前途，教育他的人格塑造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小學是整個人格塑造的基礎。我們不是要學生考多少個A，我們要的是，如何讓孩子留下美麗的童年。”
直到今天，雖然在整個華小，來自村裡的學生仍不到5%，但至少讓人感到安慰的是，“愛”讓這座文化堡壘，遠離了關閉的厄運，繼續屹立在甘馬挽港口漁村。
雖然微型華小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但也有它的優勢。謝月美笑說：“我覺得我們是山高皇帝遠，可以自由發揮，把我們認為好的教育帶給孩子，走我們要走的教育路。”師生關係更密切，更重要的是學生人數不多，人人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發揮創意。
謝月美如今早已退休了2年，提起來時路，她開懷笑說：“你問我當校長辛苦嗎，其實我覺得當校長很幸福。你會看到老師很用心地改變和感化孩子，當你看到孩子的改變和家長的笑容，真的是很開心的事。”
後記／關注失落的漁村
沒落的新村漁村，在全馬比比皆是，要談也談不完。走入甘馬挽港口漁村，旨在希望以點帶面，提醒大家，關注這些失落的海岸線。
漁村和新村一樣，是本地人早期的聚落特色。可惜的是，相比華人新村，華人漁村受到的重視較小；相比西海岸華人漁村，我們對東海岸馬來漁村的認識就更少。
就在訪問期間，我來回走在漁村的街道上，親眼看著老字號永同春雜貨店，從完好的古色古香門面，在兩三天內一點一點被撬開砸損，裡頭的木板被白蟻侵蝕，面目全非，看了令人惋惜不已：老建築物受到破壞的速度，遠比想像中快很多。
沒了，就是沒了。漁村的傳統技藝、古蹟古物、淳樸民風等，都別具特色和文化意義，若沒人去發掘和保留下來，就很可能走入歷史。
活化漁村，尤為必要。西海岸許多漁村如適耕莊、吉膽島都已有很好的發展，真心希望東海岸的這些小漁村，也能開展出別樣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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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两人第一次在吉隆坡举办这个全球性的漫步城市运动——Jane’s Walk。
“珍·雅各认为，走路是探索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很多的活动参与者都会反馈说‘我时常经过这里，从未注意到这个地方’。”出自于对吉隆坡城市的热爱，她们举办一场又一场免费的Jane’s Walk。
“我们办了更多的漫步活动、讲座，甚至在行程中设计互动式的活动，已经超出原本的Jane’s Walk ，于是在2022年决定成立 Kerja Jalan。”阿瓦蒂说明，两人在推动Jane’s Walk时，主要收集和分享社区故事。如今的Kerja Jalan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往上多了一层倡议目的，“比如鼓励大家多走路，告知参与者有发声和要求改变的权力。”
报道：本刊 陈星彤
图片：受访者提供
Jane’s Walk活动受欢迎
Jane’s Walk属于全球性的运动，而Kerja Jalan更着重于在地课题的延伸和回应。对此，拥有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城市学硕士学位的雅思敏进一步说明，“活动非常受欢迎，开放报名几小时就满了。后来我们象征性收一点费用，填补协调活动的开销。”
透过大众积极参与Kerja Jalan举办的活动，两人看见人们对在城市步行的渴望。之所以用马来文Kerja Jalan命名，一如字面上的意思“走路的工作”。但真正的核心还是“Jalan”本身，阿瓦蒂说：“它既可以指‘街道’，也可以是‘走路’这个动作。”对她们而言，“走”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它更是接触城市、体验社区的方式。
借着Kerja Jalan活动，两人也希望向大众传达：道路不但是为了汽车或商业利益而建，更应该照顾日常使用者，“比如行人、孩子、长者……每一个人。”
路线选择出自好奇
至于路线规划，她们表示都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从前没去过地方，抑或网上偶然刷到的一个帖文，都可能是两人的“选材”。在决定地点后，考察便是下一步。
“我们会观察这个区域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面向，如生活方式、建筑风貌、社区历史、公共空间等。偶尔也会有当地居民或NGO，希望我们能协助在社区办活动。”在正式组成Kerja Jalan后，她们会视地点或团体的需求，不只专注社区故事，也会增加无障碍空间或行人友善等课题。
“每一场步行活动的性质都不一样，我们在策划路线和内容上非常开放。”她们曾以“身障群体如何在城市中移动”为主题办步行活动，也配合过《巴生河·乐！文化节》带领参与者环绕旧巴生路行走，认识当地历史和河流地景。
“我们过去的Jalan Gasing活动，当地的一个居民也是建筑师。我们邀请他从建筑的角度，讲解社区里的建筑风格。”
从轻松的社区探索，到严肃的公共议题——Kerja Jalan都会因合作对象和目标群体而有所不同。近期，她们也办起专属儿童的走路运动。
“马路很危险”是谁的问题？
“小朋友在城市里走路很危险”的观念深植脑海，雅思敏表示，这恰恰是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疑问。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良好的国家，基础设施也不算差，但为何我们还是会把‘孩子在街上走’视为危险呢？这是不正常的。”她补充，日本的孩童一个人搭地铁或步行回家，“这说明不是不可能发生，而是我们城市的街道的设计不够友善和安全。”
为了让小孩能安全参与，她们事前进行缜密的规划，确保路线安全的同时，不单是“走”，也要设计小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像是观察周遭后要求孩童在绘本上作画，又或者在等待交通灯时，引导他们“数时间”。
“孩子们边倒数边惊讶——哇，居然要等88秒耶！”在等待的时间里看，一群人站在车龙中，吸着二手废气，而小孩的身高正好平行于汽车排气管的高度；反之，开车的人舒服地在开着冷气的车子内等待绿灯。
“红绿灯的设计，恰恰凸显了城市里的‘优先顺序’。我们把汽车放在第一位，不是人。希望从这样活动，小孩能意识到城市空间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有收获的不单是孩童，父母也是。那些在大人眼中看似习以为常的日常，若以小孩的角度出发又有了另个视角，雅思敏说：“对家长来说，也重新认识了吉隆坡。”
人人都是城市专家
Kerja Jalan抱持着“人在城市走路”的核心，要人们亲自去体会一座城市的阡陌设计，她们认为人人都是城市里的专家。这正是城市研究者珍·雅各所强调的观点——城市的知识来自生活经验，不只是出自书本里的理论。
“你不需要成为建筑师，也不需要成为城市规划师，这些小孩长大后，无论抱负和梦想是什么，我们希望他们从小开始懂得关注自己所处的社区是否安全，是否宜居。”
跟着Kerja Jalan走在路与路之间，许多不曾注意的细节一一尽显。
“我是一名新手妈妈，推婴儿车走在人行道上斜坡，发现少了衔接的台阶。如果宝宝刚好在睡觉，突然的一震都会被惊醒。”雅思敏表示，城市里的行人道缺乏连续性以及全面性的情况不少见。城市规划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男性视觉出发，她接着说。
缺乏女性视觉的城市设计
男性所主导的城市设计，指的是当一座城市在规划与空间使用上的设想与执行，主要围绕男性的生活和行动展开。
“女性出行的方式跟男性不一样，我们一天会跑好几个地方，带小孩、买菜、探望父母……男性相对比较单一，从家到办公室、办公室到家。为什么地铁班次只在通勤的高峰时间更频密？其实那个时段，父母也很需要用到公共交通啊。”
雅思敏解释，过去城市的规划，几乎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设计重点是“如何让上班族（主要是男性）更快抵达办公室”，不曾思考其他性别、身分者，尤其是照顾者、长辈、小孩的需求。因此，她认为在一座城市设计中必须增加“性别视角”，让更多人的声音被听见。
“现在的情况有一点转变，以男性为主的规划，慢慢朝‘性别敏感’靠近，但仍需要更多讨论与实践。”
“步行审计”激发讨论
比起一般的走街旅游导览，她们更倾向以“步行审计”（walk audit）说明Kerja Jalan这几年的努力。阿瓦蒂希望参与者在走路时，观察周遭公共设施的不足，是否适宜步行等问题，激起讨论。
“我们的活动只是提供一个工具，协助提高人们的公共意识，比如行人道被破坏，环境污染等。人们也会因此采取行动，向地方政府问责等等，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安全宜居。”
对两人来说，她们现在所做的也是记录的一环，因为城市的发展太快，谁也无法保住失去的地景。雅思敏以高速公路的建造为例，一层又一层的高架公路，中断社区的连续性。
马路变多了，车能开得更快了，但人却无路可走。
“有时候我们没有控制权，但从规划指南来看，市民确实有权对自己的城市发表意见，只是我们长时间忽视了这种权利。”
谁是珍．雅各？
珍·雅各（Jane Jacobs，1916–2006）是出生于美国、后归化为加拿大的城市研究者、记者与社会活动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思想家之一。她主张以人为本、社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反对以高楼与宽马路为主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她最著名的著作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书中批判当时主流的城市更新模式，强调街道活力、多元用途与社区参与对城市生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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