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伦／规范？谁的规范？

语言规范（linguistic prescription）其实在许多语言都有，不仅见于华语，就连英文也是有规范。而语言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整顿过于杂乱的标准和使用，希望从中减少分歧以及促进沟通。其中一个整顿的方式就是修正现有的词汇或用法，包括淘汰一些词汇，或纳入新词汇。

在中国古代，语言规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编写字典。在《大国宪制》里，作者提及文字对于维持国家统一的重要，语言和词汇的规范也是执政者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来到现代，中国出版的《新华字典》也算是语言规范的重要工具。

秦国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这也是古代帝王为了在辽阔土地建立稳固的统一政权的工具，帮助整个行政机构做到上传下达，维持运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皇帝有办法了解民间的最近动向。毕竟，古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民意调查或社交媒体的管道可以让执政者窥见民间舆论，许多民意也只能流于地方性的社会波澜。

为了确保语言的规范，执政者可以做出许多残忍事，在清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案例中就发生了这么一例：举人王锡侯原本在康熙年间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后受命编纂字典；王锡侯本来也就和其他读书人无异，但偏偏对词汇太有意见，由他出版的《字贯》里充满了对《康熙字典》的批评，还对皇帝的名字没有避讳，最后被乾隆处决，以儆效尤。

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帝王，但语言规范的工作依然在继续。本地的所谓华语规范理事会，隶属于新闻部，在译名、语音、语法等方面整顿。出发点是极好，该规范在译名的统一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良好效果，减少读者的混淆。但这种规范的工作非常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的状况，尤其出现了去本地化，并向其他国家靠拢的现象。

◢是“规范”还是“管太多”？

当一门语言到了和其诞生地不同的地区，自然会根据当地的文化风俗以及经济活动演变出各式各样的词汇和用法，以增强沟通和了解，而有些“规范用语”则会遭到拒绝。例如马来西亚独有的巴刹就是源自马来文的pasar，我们一听到“巴刹”一词就会联想到到处有积水的地面、混杂各种语言讨价还价的风土人情。有学者考究pasar一字源于波斯语，是马六甲王朝时期波斯商人用来称呼市集的名词。一句“去巴刹买菜”，纵使不懂华语的友族同胞听得明白，更凸显我国人文与历史，远胜“去市集买菜”的苍白无力。

曾有机会翻阅《华语常用语词表》，作者在里面罗列出各种“规范用词”，当中有些用词确实起到校正的作用，例如“包尾”改为“垫底”。不过，这词表当中也不乏令人啼笑皆非的用词，例如我们熟知的交通圈（roundabout）改成了“环岛”或“转盘”，行人天桥改成了“过街天桥”，骂人时用的“祖宗十八代”也改成了“上八辈子”。

这些规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太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忘记许多文字的诞生是相当讲究使用场景。试想想，当一位黑社会老大在责备自己的小弟，本应要骂到祖宗十八代时，突然改口说“上八辈子”，估计在一旁观看的小弟都觉得自己的老大比李莲英还要像太监，威严尽失。如果剧本创作的人也写“上八辈子”，估计演员和观众都很难投入。认为“上八辈子”比“祖宗十八代”更优异或更正统，是某些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和高傲。

◢文字意义会改变

须知，文字不但讲究应用场景，就连其含义也会随着时代的流敞而发生变化。在《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的系列书籍里，作者许晖就尝试把读者带回去这些词汇诞生的场景。简单翻阅后，你会发觉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例如“青楼”原指帝王的住所，而非今天我们认知的妓院。后来“青楼”被刘邈在〈万山见采桑人〉的诗句里头和娼女联系在一起，以讹传讹后成为特指妓院的“雅称”。

倘若我们要规范用语，试问“青楼”二字应该追溯到什么时代的应用场景才算是规范？是一开始的“皇帝居所”吗？还是风色场所？

而这种做法是不是脱离了普遍大众的认知？的确，我们可以建议一个别的词汇，例如高利贷和“大耳窿”，但两者孰优孰劣并不是绝对，更不应是绝对。更多时候，是民众对何者更为熟悉。忽略了广大使用者的集体文化意识，就会闹出鸡同鸭讲的笑话。不信的话，大家下次给自己朋友描述道路方向时，用“环岛”取代“交通圈”，对方十之八九会误以为你说的是“环岛游”。

至于把马来西亚的国花——大红花规范成为木槿花，让人觉得那些“规范人士”可以以“叛国”罪名被逮捕了。

◢规范有时就是一种霸权

即使是英文里，我们也见到很多英美之间的用词差异，例如把足球运动推广到全世界的英国称之为football，而从英国殖民独立出来的美国偏偏不干，将football改成soccer，把美式橄榄球称之为football。你要是敢在美国说自己是football player（足球运动员），小心在球场上被冲撞得鼻青眼肿。

除了语言，度量衡也是大不相同，例如长度，马来西亚和美国一样使用公尺（meter），英国依然喜欢使用英里（miles）。即使是会计准则也是如此，许多国家使用的会计准则为IFRS，而美国偏偏爱用GAAP。

标准和用词差异虽然会造成不同群体在沟通上有较高的成本，但是硬生生要全部人都跟着同一种标准的话，就会造成某个群体的极大不适应。被迫改变的群体，其内部的沟通成本也会上升，这也是不能忽略的事情。故此，与其把力气花在逼迫另一个群体，倒不如让两者之间认识彼此的差异，来得简单和人道。

◢谁说了算？

有一说是认为市场决定，或者说是由使用者决定。我们已经走出了皇权统治的时代，语言规范的政治色彩依然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自由竞争。的确，执政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强迫自己的人民学习一种冷门语言，不过，如果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足以说服人民学这些冷门语言可以获得好处，例如求职的可预期性，那么人民肯定是敷衍了事，然后自己另外学习另一种更吃香的语言。马来西亚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在私人领域工作的群体已经鲜少使用马来文。这也不是什么爱不爱国的议题，這些人依然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准时缴税，并为这个国家的成长贡献出自己的创意、时间和精神，比起那些在国会里口操流利马来文却让国家原地空转内耗的政客，不熟悉马来文的群体也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可。

这类观点也可以延伸到另一个话题，那就是维护方言和濒危语言。如果我们了解一门语言从诞生到推广，再到消失的过程，不难发现其实离不开人们在使用这门语言所能够获得的好处。毕竟，语言的终究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和增加协作。一门语言的使用者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经济学里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越大，那么学习这门语言的群体能够获得的好处就会越多，自然也就越多人愿意学习。

同理，什么样的规范才是合理，什么样的规范才是不合理，不应由某个单位或组织说了算，更应该考量整体社会对这些词汇的普遍认知。毕竟，规范不是一小撮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诞生于群众，应该走入群众，接近群众。 

推荐阅读：

新华字典

在现代的汉语字典当中，此字典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必备的参考书籍。虽然许多读者已经过了做学生的年纪，此字典依然可以教会大家学到许多新词汇以及准确发音。纵使不用，摆在书橱里做个装饰也是很不错的。

大国宪制／苏力

作者从中国历史发展至今的轨迹来剖析中国文化和制度设计，大至国家的官僚系统如何建立，小至为何中国特别强调长幼有序和其他传统价值观，这些理论都让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也让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许晖

许多词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不过扪心自问，我们对这些词汇的了解又有多深呢？脱离了使用场景和语境，许多词汇在诞生之时的含义和今日的使用习惯已经截然不同。作者通过这个系列书，给读者讲解了一个又一个我们平日词汇的前世今生，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