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惟誠.舊JASA還有新功能？

為了要應付疫情擴散、經濟低迷和政治動盪等全方位挑戰，國盟政府提呈了大馬史上最龐大的財政預算案。可能是進入政府的時間太短，亦或是當前的挑戰實在太難搞，所以也是前銀行家的財長東姑賽夫魯，來不及為這個國家的經濟架構注入、實踐一些新的理論，反而只能遵循前首相馬哈迪在首次任相時所留下的“凱恩斯模式”。

這個模式，是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主流，也是當代宏觀經濟的運轉基礎。這個學派的主張不難理解，因為他們強調市場機制不會自動調節，也不存在傳統經濟學所相信的“隱形手”（invisible hand），所以政府必須在適當的時候干預市場。至於要在什麼時候干預，二戰前後的學者覺得在經濟蕭條時是最好的出手良機，而冷戰前後的學者則認為要推動經濟時也可以。

還記得大馬最光輝的十年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馬哈迪即是透過一系列大規模又緊湊的發展工程，比如輕快鐵、多媒體超級走廊、雙峰塔等計劃，來推動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做法在當時是很有效的，因為其利惠了近乎所有的領域，從建築、五金業的鋼鐵、水泥等，到消費業的傢俱、燈管等，都在當時馬哈迪政府的鉅額發展撥款中分到一杯羹，而這也製造了大量工作機會，讓錢撤轉流入民眾手上。

但你可能因為時間過得太久，忘記了，或者是因為你對錶現不怎麼樣的馬哈迪二次政權印象太過深刻，而不太相信我說的話。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987年時是848億美元，到了1997年飆漲超過68%至2679億美元，當時我們還連續9年取得了9%以上的年增長率，讓全世界讚歎不已。這就是當時的馬哈迪完美應用凱恩斯模式發展經濟的成果，也因為馬哈迪試驗的成功，讓大馬今後都沿著這個模式發展下去。

想要經濟更有起色，增加發展撥款；經濟蕭條，更要增加發展撥款。不過這模式的問題是，政府將越來越依賴赤字經濟，而且因為撥款一直在增加會導致官僚體系膨脹，並最終將引發惡性循環。阿都拉掌政時曾一度嘗試擺脫這種循環，但拒絕改變現狀的官僚體系的不配合，導致他眾叛親離、黯然下臺；納吉執政時有參考阿都拉的經驗，除了放慢改革速度，也努力建立本身的勢力，結果納吉的改革也是不湯不水。

到了希盟執政，儘管剛開始時新政府有嘗試在改革，但因為領導的就是“大馬凱恩斯”，所以就理所當然地越改越回頭。到了國盟掌權，不用說，從剛剛出臺預算案的主軸方向和涉及總額，很明顯的這就是我們過去的“凱恩斯模式”。當然，我不能說走回頭路不好，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內需經濟萎縮，還包括疫情所導致的外圍經濟萎縮，以及風雨飄搖的政府，用鉅額撥款來安撫、刺激市場也是無奈之舉。

所以，我對政府在現階段擴大基建、工程、援助的發展撥款，是沒意見的，我也樂見政府並未增加行政開銷。然而，後者依舊佔有預算案的絕大部分比例（即73.3%），這意味著臃腫的公務體系和低效率的資源分配沒有改變，甚至還進一步產生不必要的額外開銷，比方說，撥款8550萬令吉重設特別事務局（JASA）。儘管此數額僅佔整體行政開銷的0.01%，但卻比惠民的B40健康檢查計劃的8000萬撥款總額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