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8:00am 25/12/2020

巫程豪.重塑经济模式，疫后景气关键

作者: 巫程豪

根据国家银行和统计局的最新报告，在今年第二季，也就是行动管制令开始执行时，和去年相比我国经济萎缩了-17.1%；虽然，今年第三季，经济萎缩减缓至-2.7%，今年10月份，世界银行报告估计我国今年的经济将萎缩-4.5%。具体的经济回升得靠控制疫情的效率，以及有效措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这些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商界所面临的损失。政府直接颁出援助金给低收入者和暂缓偿还贷款等措施，暂时性的协助人民渡过第一回合的全面行动管制，但经济的回弹还有得依赖中长期的政策调整，增进我国的竞争力和工人的生产力。反观政府债务高达1兆2千570亿令吉，占了全民生产总值的87.3%，政府能持续提供资金援助人民和企业，以及开发未来经济发展的方位将是极大的挑战。

国家银行预测：我国经济在2021年，将成长5.5至8.0%；而世界银行也预测：我国明年度的经济成长为6.9%。除了公共卫生措施包括不断进行检测和隔离新病例外，各国政府必须在明年中之前，成功推行至少70%全民接种冠病疫苗的运动，疫情才能有效地受控制，国民才能有信心地恢复行动和往常的经济活动，经济成长才有希望。

然而，在采购冠病疫苗的过程必须具有最高的透明度。根据报道我国一家制造竹片地板的公司，早在今年9月份就和中国一家公司签约进口300万剂冠病疫苗，而首相到了10月份才公布有关合约。到了11月份首相宣布拨款30亿令吉，采购冠病疫苗包括美国药剂公司辉瑞出产的疫苗。基于有关疫苗必须储藏在摄氏零下70度的状况，造成了运输上的困难，尤其是在偏远的山区。相比较下，中国出产的是减毒活疫苗能够储藏在普通冰箱的温度，在运输和储藏时比较实际。

然而，卫生总监一再强调任何新疫苗的启用，务必由国家药剂局批准，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当局还没有收到有关疫苗的任何资料。首相和部长是没有权力单方面决定采购疫苗的。如果有关当局仿效印尼、巴西、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对各国疫苗包括中国的疫苗进行测试的话，至今我国已经能够掌握足够的资料和数据，决定是否要采购较便宜，但储藏和运输较容易的中国出产的疫苗。

马来西亚理应借镜西非国家在2014至2016年，如何在紧急状态之下控制埃博拉疫情。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在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一面用公共卫生措施控制疫情，也运用“环围接种疫苗”的方式，让有接触到埃博拉病患者的聚群，进行接种还在临床试验的疫苗，并同步进行收集数据的工作。这基本上是印尼、巴西、土耳其和阿联酋，自行对中国出产的疫苗进行临床试验的措施，而不是像马来西亚一样，完全依赖进步国家的临床试验数据。

即使我国政府成功推行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运动，并快速的终止冠病疫情，社会也必须耗尽极大的努力，恢复疫情前的社经状况，包括减低失业率、让工厂重新操作、防止更多公司倒闭、持续社会保障、成立更完善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也得继续观察新疫苗的跟进工作，包括其长期有效性和副作用。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我国目前已共有70多万失业人士，其中有1万5000人在新加坡工作者被裁员，这还不包括没有向官方登记的自雇人士和小商家。因此，实际情况比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可能还更糟糕。接踵而来，会有更多旅居他乡的马来西亚人将回归大马，希望这将促使有关当局检讨和改进社会思维和社经政策，来应对新的社会变迁。

目前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多达170万人，大部分是专业人士和熟练的技术人员，而在我国合法蓝领阶级外劳却也多达200万人，和旅居国外的马来西亚人数目不相上下。这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长久处于中级收入的国家，没有极力提升为高收入的国家经济生产模式，送走了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依然保留旧的生产方式。而我国必须走出人工密集的生产模式，走入高收入以及资讯密集的生产时代。

我们必须修订人力资源和移民政策，欢迎旅居国外的大马人归根，就必须从基本社经政策开始着手，包括提升本土企业文化以创意为中心，提高薪金和制造更多工作机会、给予归根大马人的外国伴侣和孩子更便利的居留权和公民权、开放的教育政策和多元选择，我相信许多旅居海外的大马人，将非常乐意回归祖国。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国令吉外汇兑换率不断下滑，造成我国工人薪金和购买力起幅不大，劳工密集的工业必须依赖大量外国劳工，而具有熟练技术的蓝领人力以及专业人士则不断外流。

冠病疫情将造成在国外被裁员的大马人回流，这些回归者许多是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士，各领域企业必须做好准备欢迎他们，协助提高生产力和进行工业4.0的铺路，并投资提升更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在研发高科技进行长远的投资。疫情也逼使决策者洞察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必要，提升技术职业教育，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员工生产力，才能吸引未来更多的资金投资。

我国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必须重新调整策略方针，重塑我国的经济模式，创造更多高生产力和高薪工作。近期内，1千756亿美元的外资，就有80%注入东盟国家，如印尼、新加坡和越南，而马来西亚仅吸引5%（78亿美元）的总投资。高科技跨国公司包括特斯拉、谷歌、亚马逊等，都对印尼情有独钟，这和印尼20年的民主改革以及政治日趋稳定、放弃土著种族优惠的政策、严厉控制贪污等，都有极大的关联。

马来西亚必须快马加鞭，尤其在疫情过后，更显示我国经济有必要从劳工密集工业进一步提升至人工智能和工业4.0。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经济机构，都在强调借疫情的危机重审世界经济程序，应对绿化经济的必要，才能确保农业生产持续、保障食物和水源供应、介质气候和环境大变化、以及发展再生能源等，这将是疫情后的必然经济发展趋势。

正当我国政府必须拨款30亿令吉采购冠病疫苗时，我国非法贸易资金外流的情况却继续恶化，投资者对于我国反贪和改革金融系统的决心继续保持观望的态度。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之间，与36个先进国家贸易交易中，马来西亚非法贸易资金外流是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排名第5名（非法外流贸易资金高达367亿美元，或相等于1千482亿令吉）。我国仅次于中国、墨西哥、俄罗斯、波兰：

·中国：3千238亿美元 (2017年人口总数13亿8千600万人）

·墨西哥：629亿美元 (2017年人口总数1亿2千480万人）

·俄罗斯：568亿美元 (2017年人口总数1亿4千450万人）

·波兰：409亿美元(2017年人口总数3千797万人)

·马来西亚：367亿美元 (2017年人口总数3千111万人)

但以人均非法贸易资金外流来计算，马来西亚则以人均1千179美元居榜首，比中国的人均449美元、墨西哥504美元、俄罗斯393美元以及波兰的1千077美元来得高。

非法资金外流显示金融制度缺乏透明度及公信力，其中包括了贪污、逃税、洗黑钱、其他犯罪活动和交易等，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任何经济体的信心，稳定外汇兑换率、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和推广经济发展的能力，这包括了我国政府如何有能力购买和测试冠病疫苗，成功推广疫苗接种和恢复日常经济活动，并进一步推广工业4.0的新经济政策，这将取决于我国人民上下必须严厉打贪，进行另一场的脱胎换骨，更需要全民守望相助。

（冠病全球性瘟疫将冲击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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