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苏禄 卡达山 文化 · 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不忘根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自己的身分，纳尔逊迪诺说，不止在马来半岛会碰到类似情况，就连在沙巴，一些初次见面的朋友，也不相信他就是苏禄人。

“尤其当我和马来朋友自我介绍时，当然，我是个穆斯林，我用‘Assalamualaikum’问好，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马来人）一样，但当我说我的名字叫纳尔逊（Nelson），他们的表情会当场凝固，半晌才反应过来。”

说到这里，纳尔逊哈哈大笑，似乎完全不介意许多大马人对沙巴砂拉越各个族群的认识极少，尽管马来西亚已经成立了58个年头。

各族群同住一条村
童年生活非常多元开放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一任沙巴州元首敦慕斯达法哈伦就是一名苏禄人。根据沙巴统计局，2000年的苏禄裔人口约有7万9205名，占当时的大马人口约0.3%，可以说是“极少数民族”。

事实上，纳尔逊童年成长的山打根努努燕劳勿岛（Pulau Nunuyan Laut），村子里居住着各个族群，有苏禄人、巴瑶人（Bajau）、双溪人（Sungai）、杜顺人（Dusun）、卡达山人（Kadazan）和其他种族，大家关系特别融洽、和谐。

“我家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的邻居，都不是苏禄人，我们用马来语交谈玩乐，当邻居的妈妈做饭时，会分一份给我们，当我妈妈做饭时，也会给邻居一份。如果我做错事，我朋友的妈妈会责骂我，就如同我妈妈会做的一样。不同种族的传统节庆、宴会和婚礼，大家也都会一起帮忙准备。”

“这就是我小时候在山打根村子的生活方式，非常多元、开放。”纳尔逊自豪说道。

童年时的纳尔逊，对种族和宗教是“色盲”的，心底并没有种族与宗教之分，“但我又确实知道邻居小朋友是其他种族的，因为他们的妈妈和他们说其他语言，我也一样，我在外头说马来语，在家说苏禄语，这样的情况在村子里很常见。”

出版8本书
研究苏禄文化创作诗歌

在写作界，纳尔逊通常对朋友自称纳尔迪（Neldy），他至今出版了8本书，大多是关于苏禄社群文化研究与传统诗歌创作。

谈及怎样开始对写诗感兴趣，在电话另一头的纳尔逊说着说着，突然就唱起了苏禄诗歌：

Talla’-talla’ ha laud

nabubuntang mataud

in baya’ku ha manghud

ha magulang timubtub.

在这首纳尔逊母亲唱的摇篮曲中，包含了海鸥飞翔、大海和老人的感叹，纳尔逊的歌声浑厚响亮，诗歌押韵而有节奏，即便听不懂歌词，也很能激发人的情感情绪。

“从第一次有意识地听到妈妈唱的摇篮曲，我就开始对写诗感兴趣，我每天都会仔细聆听，母亲哄弟弟妹妹睡觉唱的歌，那些富有节奏的歌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也开始模仿她自己创作诗歌。”

这些摇篮曲的主题多关于鸟儿飞翔、罗曼蒂克、当地社区、旅行、大海、海浪和风。他笑言，尽管自己正正经经学习写诗多年，却仍然“无法击败母亲浑然天成的即兴创作”。

使用机会变少了
忧下一代不再说苏禄语

尽管对自己在多元化的环境长大感到自豪，但没有和族人一起群居，纳尔逊也不禁感叹，今天使用民族语言的机会变少了，年轻一代的苏禄人对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热情，持续下降。

“苏禄裔青少年之间，已经不说苏禄语了，他们可能知道最新流行的马来歌曲是什么，却不懂得欣赏传统舞蹈和苏禄语。”

这让他很是担忧。“只要在家，我坚持外甥们一定得和我说苏禄语，我担心我们这一代离开后，下一代再也不说苏禄语。”

有时，他也会深感无能为力：“我大多数的苏禄同志更多投入在传统服装舞蹈的研究，很少人研究苏禄语言、诗歌这些，我一个人做这件事是很辛苦的。”

伊芙琳：年轻一代说英巫语
卡达山语传承青黄不接

纳尔逊在访问中曾提及，在沙巴原住民群体中，卡达山族群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做得更好，因为获得政府更多的关注，也有相对多的资源，比如能在学校正式学习母语。

但卡达山教育工作者伊芙琳阿诺告诉记者，卡达山人在语言教育和传承，其实也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今天的卡达山年轻一代，更习惯说英语或马来语，而不是说卡达山语。”

“在70、80年代出生的族人更习惯在家说英语或马来语，有些家庭甚至不再吃卡达山的传统食物，因为周围已经被各种现代化所包围，对‘真正的’传统美食是什么样子，他们一知半解。”

卡达山人生活方式改变
古老文化信仰渐凋零

伊芙琳深深叹息，随着基督教进入卡达山人的生活，间接使他们建立在“万物有灵”的古老文化信仰，逐渐面临消亡的境地，也进而改变了卡达山人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

她接连举了好几个例子，不少卡达山人开始穿白纱，举行西式婚礼；今天举行传统婚礼的卡达山新人，因为母语程度有限，已经听不懂仪式上传统歌曲的内容，使得卡达山独特的音乐文化，变成纯粹的娱乐，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意义。

祭司文化恐后继无人

早期的卡达山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相信，不同的空间按照不同的秩序，生存着不同的神灵，而祭司则是人与灵之间沟通的桥梁。伊芙琳的姨婆就是一名祭司（Bobohizan），她回忆，姨婆会在雨季前往河边，与河中的水灵“Tambaig”对话，希望大水发生时不要波及村民。

“她把一节竹子放在河边，然后和水灵说，你不可以超过这个地方……你猜怎么着，最后的确没有发生水灾。”

伊芙琳同时也焦虑，祭司文化的逐渐凋零，“与灵沟通的基本是要会说卡达山语，”因此当掌握卡达山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独特古老的习俗很可能会后继无人。

“是的，我十分难过。”在短短一小时的访问中，伊芙琳至少叹气了7、8次。

指官方制造的新语言
“卡达山-杜顺语如外星语”

伊芙琳抱怨，现在在中小学所教授的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其实并非卡达山人所通用的语言。

在她看来，被订为官方或标准语言的卡达山-杜顺语，是因应官方需要而人为合成制造出来的新语言，但对身为道地卡达山人的伊芙琳来说，相当于“外星语”。

伊芙琳略显激动说道：“卡达山人是卡达山人，杜顺人是杜顺人……这（卡达山-杜顺语）不是我的母语，这不是任何人的母语。”

教授“真正”卡达山方言

她曾参与教育部从小学到大学的卡达山-杜顺语课纲编撰，也曾在小学教授卡达山-杜顺语。倍感挫折下，伊芙琳最后选择在2014年回到生长于斯的故乡——沙巴兵南邦（Penampang）的800人小村庄（Kg Penapah Kondis）开办母语语言中心，教授“真正”的卡达山方言。

除了注重语言教育，她也教导族人孩子饮食、舞蹈等传统文化，培训年轻教师，同时亦成立卡达山语言指导协会，希望争取更多母语教育权益。

伊芙琳清楚知道，这些努力，可能仍然阻止不了一个古老文化，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但她仍抱有希望。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孩子和孙子都可以说很流利卡达山语，没有掺杂其他语言的啊，”她强调道。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虽然很困难，但又不尽然是那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