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蘇祿 卡達山 文化 · 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不忘根

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反覆解釋自己的身分，納爾遜迪諾說，不止在馬來半島會碰到類似情況，就連在沙巴，一些初次見面的朋友，也不相信他就是蘇祿人。

“尤其當我和馬來朋友自我介紹時，當然，我是個穆斯林，我用‘Assalamualaikum’問好，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馬來人）一樣，但當我說我的名字叫納爾遜（Nelson），他們的表情會當場凝固，半晌才反應過來。”

說到這裡，納爾遜哈哈大笑，似乎完全不介意許多大馬人對沙巴砂拉越各個族群的認識極少，儘管馬來西亞已經成立了58個年頭。

各族群同住一條村
童年生活非常多元開放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一任沙巴州元首敦慕斯達法哈倫就是一名蘇祿人。根據沙巴統計局，2000年的蘇祿裔人口約有7萬9205名，佔當時的大馬人口約0.3%，可以說是“極少數民族”。

事實上，納爾遜童年成長的山打根努努燕勞勿島（Pulau Nunuyan Laut），村子裡居住著各個族群，有蘇祿人、巴瑤人（Bajau）、雙溪人（Sungai）、杜順人（Dusun）、卡達山人（Kadazan）和其他種族，大家關係特別融洽、和諧。

“我家從左到右、從前到後的鄰居，都不是蘇祿人，我們用馬來語交談玩樂，當鄰居的媽媽做飯時，會分一份給我們，當我媽媽做飯時，也會給鄰居一份。如果我做錯事，我朋友的媽媽會責罵我，就如同我媽媽會做的一樣。不同種族的傳統節慶、宴會和婚禮，大家也都會一起幫忙準備。”

“這就是我小時候在山打根村子的生活方式，非常多元、開放。”納爾遜自豪說道。

童年時的納爾遜，對種族和宗教是“色盲”的，心底並沒有種族與宗教之分，“但我又確實知道鄰居小朋友是其他種族的，因為他們的媽媽和他們說其他語言，我也一樣，我在外頭說馬來語，在家說蘇祿語，這樣的情況在村子裡很常見。”

出版8本書
研究蘇祿文化創作詩歌

在寫作界，納爾遜通常對朋友自稱納爾迪（Neldy），他至今出版了8本書，大多是關於蘇祿社群文化研究與傳統詩歌創作。

談及怎樣開始對寫詩感興趣，在電話另一頭的納爾遜說著說著，突然就唱起了蘇祿詩歌：

Talla’-talla’ ha laud

nabubuntang mataud

in baya’ku ha manghud

ha magulang timubtub.

在這首納爾遜母親唱的搖籃曲中，包含了海鷗飛翔、大海和老人的感嘆，納爾遜的歌聲渾厚響亮，詩歌押韻而有節奏，即便聽不懂歌詞，也很能激發人的情感情緒。

“從第一次有意識地聽到媽媽唱的搖籃曲，我就開始對寫詩感興趣，我每天都會仔細聆聽，母親哄弟弟妹妹睡覺唱的歌，那些富有節奏的歌詞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然後我也開始模仿她自己創作詩歌。”

這些搖籃曲的主題多關於鳥兒飛翔、羅曼蒂克、當地社區、旅行、大海、海浪和風。他笑言，儘管自己正正經經學習寫詩多年，卻仍然“無法擊敗母親渾然天成的即興創作”。

使用機會變少了
憂下一代不再說蘇祿語

儘管對自己在多元化的環境長大感到自豪，但沒有和族人一起群居，納爾遜也不禁感嘆，今天使用民族語言的機會變少了，年輕一代的蘇祿人對傳統文化和語言的熱情，持續下降。

“蘇祿裔青少年之間，已經不說蘇祿語了，他們可能知道最新流行的馬來歌曲是什麼，卻不懂得欣賞傳統舞蹈和蘇祿語。”

這讓他很是擔憂。“只要在家，我堅持外甥們一定得和我說蘇祿語，我擔心我們這一代離開後，下一代再也不說蘇祿語。”

有時，他也會深感無能為力：“我大多數的蘇祿同志更多投入在傳統服裝舞蹈的研究，很少人研究蘇祿語言、詩歌這些，我一個人做這件事是很辛苦的。”

伊芙琳：年輕一代說英巫語
卡達山語傳承青黃不接

納爾遜在訪問中曾提及，在沙巴原住民群體中，卡達山族群的文化保護和傳承工作做得更好，因為獲得政府更多的關注，也有相對多的資源，比如能在學校正式學習母語。

但卡達山教育工作者伊芙琳阿諾告訴記者，卡達山人在語言教育和傳承，其實也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今天的卡達山年輕一代，更習慣說英語或馬來語，而不是說卡達山語。”

“在70、80年代出生的族人更習慣在家說英語或馬來語，有些家庭甚至不再吃卡達山的傳統食物，因為周圍已經被各種現代化所包圍，對‘真正的’傳統美食是什麼樣子，他們一知半解。”

卡達山人生活方式改變
古老文化信仰漸凋零

伊芙琳深深嘆息，隨著基督教進入卡達山人的生活，間接使他們建立在“萬物有靈”的古老文化信仰，逐漸面臨消亡的境地，也進而改變了卡達山人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

她接連舉了好幾個例子，不少卡達山人開始穿白紗，舉行西式婚禮；今天舉行傳統婚禮的卡達山新人，因為母語程度有限，已經聽不懂儀式上傳統歌曲的內容，使得卡達山獨特的音樂文化，變成純粹的娛樂，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意義。

祭司文化恐後繼無人

早期的卡達山人信仰萬物有靈，他們相信，不同的空間按照不同的秩序，生存著不同的神靈，而祭司則是人與靈之間溝通的橋樑。伊芙琳的姨婆就是一名祭司（Bobohizan），她回憶，姨婆會在雨季前往河邊，與河中的水靈“Tambaig”對話，希望大水發生時不要波及村民。

“她把一節竹子放在河邊，然後和水靈說，你不可以超過這個地方……你猜怎麼著，最後的確沒有發生水災。”

伊芙琳同時也焦慮，祭司文化的逐漸凋零，“與靈溝通的基本是要會說卡達山語，”因此當掌握卡達山語的年輕人越來越少，這獨特古老的習俗很可能會後繼無人。

“是的，我十分難過。”在短短一小時的訪問中，伊芙琳至少嘆氣了7、8次。

指官方製造的新語言
“卡達山-杜順語如外星語”

伊芙琳抱怨，現在在中小學所教授的卡達山-杜順語（Kadazan-Dusun），其實並非卡達山人所通用的語言。

在她看來，被訂為官方或標準語言的卡達山-杜順語，是因應官方需要而人為合成製造出來的新語言，但對身為道地卡達山人的伊芙琳來說，相當於“外星語”。

伊芙琳略顯激動說道：“卡達山人是卡達山人，杜順人是杜順人……這（卡達山-杜順語）不是我的母語，這不是任何人的母語。”

教授“真正”卡達山方言

她曾參與教育部從小學到大學的卡達山-杜順語課綱編撰，也曾在小學教授卡達山-杜順語。倍感挫折下，伊芙琳最後選擇在2014年回到生長於斯的故鄉——沙巴兵南邦（Penampang）的800人小村莊（Kg Penapah Kondis）開辦母語語言中心，教授“真正”的卡達山方言。

除了注重語言教育，她也教導族人孩子飲食、舞蹈等傳統文化，培訓年輕教師，同時亦成立卡達山語言指導協會，希望爭取更多母語教育權益。

伊芙琳清楚知道，這些努力，可能仍然阻止不了一個古老文化，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中，但她仍抱有希望。

“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的孩子和孫子都可以說很流利卡達山語，沒有摻雜其他語言的啊，”她強調道。

“看到他們，我就覺得雖然很困難，但又不盡然是那麼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