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霖／围城

又是坐困围城的时候，短短喘气之后，我们又看到四位数的数据以倍数上升。一开始的外劳感染群，让我们看到执法的缺陷，过后病毒的扩散，让我们看到社会里融洽共存共享的空间；要如何断根，恐怕不是难，而是不可能的事。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乎同时沦陷，新加坡的数字一度节节上升到让我们这边厢有点小小骄傲。然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整个感染过程，暴露的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新加坡一开始的感染群就锁定在外劳宿舍楼，我从来不知道的是，外来工作者在新加坡的住宿，是一件被监管的大课题。新加坡人力部网站里列明了7种住宿选择，不同的住宿选择又列明了可以居住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和许多不同的条例。而这些住宿提供者都必须向人力部登记，获得批准才可以让外来工作者居住，其中，马来西亚人很大程度上获得比较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来工厂工作的外劳则多数安置在ISO审核批准的工人宿舍楼里。

当感染群在这些工人宿舍楼里发生，这些宿舍很快就封锁起来，听说滴水不漏到连治疗都在宿舍里进行。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说是在同一个岛屿上的另一个世界里被保护着，几乎有点事不关己。

马来西亚这边厢，除了在官方数字内的外劳，我们第一次承认了老鼠道，非法途径进来的他们无所不在，却又不在我们的记录里，让人无法一窥全貌。我们都只有这样的都市记忆：在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甚至可能只是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突然走入一个他乡。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很自由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和我们分享同一间嘛嘛档口的拉茶或煎饼，可能也在打扫我们的家，或替我们捕鱼种菜，搬运包装。我们都默默认可了这样的马来西亚和这一片土地上所包容的所有人，不管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到这里。我想，这和马六甲王朝的那个年代应该不会太过不同吧！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感染群开始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对他们一知半解，参与祈祷会的许多人或许都是熟悉的面孔，我们却没有他们的入境记录、居住资料，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恐惧或无知带着他们到处躲避，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不停呼吁。而后来工地上的感染群可以从一个工地到一个工地不停扩散，可见他们的流动──不只是他们自愿性质的社交，还包括工地上买卖食物的餐车，还有工作上的不停转场。工人宿舍的感染群不是他们的选择，带进社区的传染是他们生活中遭遇的不测，而我们从来没有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泡泡里生存，甚至依赖他们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如何可能在突然之间断了这层关系？

在马来西亚，没有我们或他们的差别。我们没有公民的泡泡世界，他们没有外劳的包袱。而冠状病毒病扩散的程度，则和我们融洽的程度成正比。是不是应该把来我们家的客人和家人活动的空间分开？是不是要让非公民和公民明显拉开距离？是不是要把社交局限在特定群体里来阻断感染？我想，这不是建筑师的课题而已，而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政治走向。

当今这野火从哪里飘来或开始，我们都无法厘清头绪的这一刻，只能让它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