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林霖／圍城

又是坐困圍城的時候，短短喘氣之後，我們又看到四位數的數據以倍數上升。一開始的外勞感染群，讓我們看到執法的缺陷，過後病毒的擴散，讓我們看到社會里融洽共存共享的空間；要如何斷根，恐怕不是難，而是不可能的事。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幾乎同時淪陷，新加坡的數字一度節節上升到讓我們這邊廂有點小小驕傲。然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整個感染過程，暴露的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新加坡一開始的感染群就鎖定在外勞宿舍樓，我從來不知道的是，外來工作者在新加坡的住宿，是一件被監管的大課題。新加坡人力部網站裡列明瞭7種住宿選擇，不同的住宿選擇又列明瞭可以居住的工作準證持有者，和許多不同的條例。而這些住宿提供者都必須向人力部登記，獲得批准才可以讓外來工作者居住，其中，馬來西亞人很大程度上獲得比較寬容的對待，其他國家來工廠工作的外勞則多數安置在ISO審核批准的工人宿舍樓裡。

當感染群在這些工人宿舍樓裡發生，這些宿舍很快就封鎖起來，聽說滴水不漏到連治療都在宿舍裡進行。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說是在同一個島嶼上的另一個世界裡被保護著，幾乎有點事不關己。

馬來西亞這邊廂，除了在官方數字內的外勞，我們第一次承認了老鼠道，非法途徑進來的他們無所不在，卻又不在我們的記錄裡，讓人無法一窺全貌。我們都只有這樣的都市記憶：在都市的某一個地區，甚至可能只是某一個時間點，我們會突然走入一個他鄉。在我們的國土上，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很自由地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裡，和我們分享同一間嘛嘛檔口的拉茶或煎餅，可能也在打掃我們的家，或替我們捕魚種菜，搬運包裝。我們都默默認可了這樣的馬來西亞和這一片土地上所包容的所有人，不管他們到底是通過什麼方法來到這裡。我想，這和馬六甲王朝的那個年代應該不會太過不同吧！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當感染群開始時，我們才發現，我們對他們一知半解，參與祈禱會的許多人或許都是熟悉的面孔，我們卻沒有他們的入境記錄、居住資料，而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恐懼或無知帶著他們到處躲避，我們卻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不停呼籲。而後來工地上的感染群可以從一個工地到一個工地不停擴散，可見他們的流動──不只是他們自願性質的社交，還包括工地上買賣食物的餐車，還有工作上的不停轉場。工人宿舍的感染群不是他們的選擇，帶進社區的傳染是他們生活中遭遇的不測，而我們從來沒有讓他們可以在一個安全的泡泡裡生存，甚至依賴他們來維持我們的生活，如何可能在突然之間斷了這層關係？

在馬來西亞，沒有我們或他們的差別。我們沒有公民的泡泡世界，他們沒有外勞的包袱。而冠狀病毒病擴散的程度，則和我們融洽的程度成正比。是不是應該把來我們家的客人和家人活動的空間分開？是不是要讓非公民和公民明顯拉開距離？是不是要把社交侷限在特定群體裡來阻斷感染？我想，這不是建築師的課題而已，而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政治走向。

當今這野火從哪裡飄來或開始，我們都無法釐清頭緒的這一刻，只能讓它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