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張永新的“沒啥特別”人生
“唉，時間過得真的很快，沒想到這樣久了……”訪談近三小時，年過七十的張永新說了人生整整50年的故事。他嘆的“快”是指出版的快樂時光，又那麼剛巧在20年之際入圍2020年國際出版家協會伏爾泰獎（IPA Prix Voltaire）。
忙忙碌碌時間就過了。“有點像在扣留營，天天在那看一樣花草，你不覺得時間過了，而且時間很緊張，讀書、休息，不會覺得日子‘難過’。”他怕又被人詬病把扣留營8年生活講得太鬆快，急著澄清，“至少我覺得不會（難過），可惜英文還沒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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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不成的少年中學肆業，在國內外革命思潮熱火朝天的1960年代不知何故被關進扣留營，出來後做了9年勞動者，又誤打誤撞搞刊物，走進出版業。如此豐富的人生，張永新推託不特別。“我英文不好，受教育低，但是我出英文書，而且能夠堅持20年。像我這樣沒錢，不是這行又做勞工的，這就特別啦！”
上一次感嘆時間過得飛快，是從扣留營出來的那天。1968年，20歲的張永新先被關進麻坡政治扣留營，後被遷往太平甘文丁和華都牙也，總共8年。1976年重獲自由，28歲，他乘火車回到家鄉居鑾，老家都拆了，連上哪兒找家人都不知。是老鄰居的兒子載他去找媽媽，那時候才發現過了這樣久，以前還是個小孩，現在會駕車了囉！
“張老闆”張永新是文運企業（Gerakbudaya）與策略資訊研究中心（SIRD）的創辦人，出版和分銷較為批判的書籍。“文運”是文化運輸，思想傳播的意思，並非文化運動，他特地解釋運動（movement）的馬來文是“pergerakan”。他的馬來文很好，能教授和翻譯文章，不說不知，是在扣留營裡學的。
政治扣留營當然是禁錮人身自由，不民主正義的地方。在那風風火火的1960年代，國際間反殖民、獨立運動此起彼落，國內的左派政黨、工會、學生運動、地下組織蓬勃。社會氣氛緊張，常有示威活動，政府大量逮捕參與者，以內安法令未審先扣，一扣就是2年，到期了又以“威脅國家安全”等罪名延扣2年又2年。
20歲被關進扣留營 機緣巧合在營內專心學習
張永新出身貧困勞工家庭，家人都支持反對黨，小時候跟著到群眾大會看熱鬧。中學流行的讀物是革命的書《紅巖》、《鋼鐵是怎麼煉成的》、《牛虻》和《松樹的風格》等，改革社會的薰陶和感染很深，他跟著上街示威參與各種運動。
他也說不清是為什麼事而被扣留，但他大膽假設，當年若沒進扣留營，他很可能就只是個普通的建築工人，娶妻生子過一生。“不然我也沒有機會再學習，不會馬來文，華文也半桶水。”就連當年政治部警員是這麼把他送進扣留營裡的：“恭喜你呀！你現在要去扣留營了，就好像要去讀大學了。”張永新一聽心都沉了一半，不像如今複述得輕鬆。
政治扣留營不是監獄，關的不是作奸犯科的犯人。裡頭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有受高等教育的南洋大學畢業生、律師，也有小販、德士司機等，都是有志之士。扣留營採自治管理，生活委員會管理衣物、伙食，如果飯菜不新鮮還能投訴更換。
扣留者自組宗教、歷史、英文、馬來文班等。張永新住在馬來甘榜卻不諳馬來文，但身在馬來西亞怎能不會馬來文呢？所以在扣留營裡，他一天學6小時，2年以後換他開始教馬來文。“那時候很高興，從不懂（馬來文）到可以看報紙，會講，看小說，到教其他人。”
扣留營的生活非常有紀律，清晨6時天還沒亮就起身做早操，喝早茶，接著自由活動、學習、午睡、玩樂器、做運動，到晚上9時睡覺。要做的事反而太多，還嫌時間不夠用。
張永新沒有家室，父母尚健又有兄姐照顧，他沒什麼掛慮，在扣留營裡反而能專心學習，才因而覺得“幸運”。有些人專心種花草，有人捕老鼠、抓鳥；當然也有很多過得不好，為思念家人而苦，為被逼供出同伴而自覺背叛，無法放過自己……
曾在營內集體罷食36天
“罷食完，恢復進食才重要。”張永新還曾和同伴在扣留營裡罷食36天。
1973年年底，他和其他扣留者從麻坡遷往太平，不久後其中一名扣留者黃水生自殺。消息引起華都牙也扣留者不滿，發動罷食抗議（共47天），太平營隨後加入（共36天）。營方趁機整頓，“紅頭兵”聯邦後備隊鎮壓，把所有扣留者押往華都牙也，趕打他們進入單人隔間。
“罷食開始的時候很難受，頭一兩天很餓，三四天後不覺得餓，但會很想吃東西，想像麵包皮很好吃，可以進食的時候要吃炒麵。”張永新邊說邊發出啜啜聲，“後來肚子也沒感覺，最後感覺到無力。”
那時，看管人員仍舊每天送飯給扣留者，只要有人進食就等於投降。張永新記得一名華人看管感覺上真心誠意，要他們在粥里加開水，喝掉粥水剩下米粒。當然，他們都回絕這番好意。一人一隔間，罷食得沒力氣了，只能敲打牆壁互相鼓勵盡力喊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最終抗爭勝利，但很多人都把腸胃熬壞。張永新解釋，禁食太久腸胃收縮，有些扣留者親友買了燒肉好料，結果吃了反而不能排便。當時他們互相警告要忍耐，先喝牛奶水，再喝稀粥，可以吃也不能吃。
隨經濟學家佐摩到處演講賣書 打開出版印刷的大門
如此說來，時間過得相對慢的是1976年重獲自由後到1985年之間。張永新當過建築工、雜工、板廠工人、戲院經理，也做過小生意，但都做得不好。期間，他仍和老朋友往來，有意把在扣留營翻譯的《馬華新文學簡史》馬來文版出版成書。思來想去，找到一本進步讀物《Nadi Insan》，於是致函詢問出版詳情。
《Nadi Insan》的主編是本地經濟學家佐摩（Jomo K.S. )。張永新和他見面後，對很多事物的意見看法相當契合，結果出書的事擱著，倒是每個月都見面交流。1985年，他決定到八打靈再也找生活，借住佐摩家當園丁，也教馬來文補習，其中一位學生是作家永樂多斯。
佐摩在馬來亞大學執教，新學年演講，他交代學生到場外某一輛車那兒買書。賣書的就是張永新，學生一窩蜂擁來搞得他手忙腳亂。爾後佐摩到處演講，他就跟著去賣書，賺取佣金。也是從那時開始，他學到印刷、賣書、出版等。
他先後加入雪華青和人民黨。期間，佐摩家的車房成了張永新的書房，翻譯、書寫，還化名“張小蘭”在《南洋商報》撰寫女性議題的文章。
張永新也到韓江新聞專科班教授政治、時事分析和社會學。他特別喜歡跟年輕人交流，1996年至1999年組織了各校大專生出版《大專生》雙月刊。政治學者黃進發當年也曾是一員。
認定思想文化很重要 要出版分銷獨立和批判思考的書
1999年，《大專生》停刊，張永新也沒繼續教書，但生活得照過，他打算做生意。“思想文化很重要，所以當時決定搞出版，也分銷一些批判的，另類的，能激發人們獨立和批判思考的書。”於是2000年，文運企業和策略資訊研究中心誕生。
地點設在獨立式洋房，從裡到外貫徹“獨立”的意義。張永新不必擔心起租，以商業形式運營更能自食其力，不像非政府組織倚靠金援，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賺回來的，才能真正獨立自由自在又自主。“但是我們做的又是NGO，不只做生意，還搞了很多座談會、研討會。”
地點設在獨立式洋房，從裡到外貫徹“獨立”的意義。張永新不必擔心起租，以商業形式運營更能自食其力，不像非政府組織倚靠金援，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賺回來的，才能真正獨立自由自在又自主。“但是我們做的又是NGO，不只做生意，還搞了很多座談會、研討會。”
文運另類，常常“出事”，2020年出版的《Rebirth》，封面被指侮辱國徽，最終被列為禁書。面對這些政治壓力，張永新直言不怕。之前出版的《The End of UMNO?》，書名非常刺激，但他知道內容都是學術資訊，定無問題。“批評政治人物的政策有佐證；如果講他的個人東西，那可以是名譽毀謗。”
這份政治壓力有時也落在其他販售他們書籍的書店。曾有人到那些書店，不報身分，只說“哇，這本書講巫統的，你最好不要賣！”結果書店自我審查，也不敢進貨。“我每次都跟書店說，你不要怕，禁了的書不能賣，沒禁的就可以賣。”
還能怎麼辦？有次社運分子希山慕丁萊斯出書《Pilihanraya atau Pilihan Jalanraya》，張永新找人打電話去書店問有沒有貨，想訂購好幾本。書店還告訴他那本書好賣啊！“（他們）就是那個心態，要減少麻煩，還有恐懼感。”
現階段想寫文章
時間過得很快，3小時內張永新講了自己半世紀的人生。問還想做什麼？他不假思索回答“寫文章”。他希望找到人接班繼續經營書店，到時他可以慢慢放手，專心寫評論，回憶過往。
超齡退出雪華青後，他沒再參與華團、華教活動，但至今仍不間斷和年輕人交流，與馬來青年關係尤為密切。這也和他“群島人”的多元文化認同有關。
訪談尾聲，回顧了一生，張永新不知道重複第幾次，“吶，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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