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古晉老街經歷過的日本手

華人公會被逼恢復運作

在平安夜之前，古晉已經遭遇數次空襲，引起民眾的恐慌，街坊紛紛張羅細軟，陸續逃亡到近郊或海口區。當時的交通不便利，搬運家當是個大工程，因此只能挑一些重要的隨身物品帶上。因此，失守時的古晉老街，幾乎是人去樓空的狀態，大多店門緊閉，街上很是冷清。很多洋樓和豪宅也被日軍徵用作為辦事處或住所，很多學校則被徵用作為慰安所。

位在老街的各屬公會也停止辦公，日軍政府於是下令公會恢復運作，並恫言將充公公會的資產。這項指示迫使很多公會的理事返回公會辦公，以保護公會的資產。當時在日軍的淫威下辦公的公會，包括花香街門牌6號的福建公會、老大石路22號的廣惠肇公會、亞答街23號的潮州公會、下橫街21號的海南公會、花香街13號的福州公會和漢陽街17號的客屬公會。

在日軍的插手下，福建公會除了如前辦理漳泉人的事務，也必須兼顧詔安人的事務；甫成立不久的雷陽會館也在廣惠肇公會的會所內辦公；福州公會則兼顧興化人事務；其他籍貫人士之事務，則直接隸屬於不久後成立的“華僑協會”。

軍政府主導成立的所謂“華僑協會”，形同華社的“最高機構”，主要目的是代表軍政府監管各大公會。當時，年事已高的華人總僑長王長水受委會長一職，這只是掛名的職位，另有一名理事長是金門人許聰思，被迫成為日軍和華社之間的“橋樑”。且說日軍倒是給予王長水特別的禮遇，沒有刁難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而王長水在大石路的住所距離日軍峇都林當戰俘營不遠，他經常暗中接濟營中的戰俘，所幸未被日軍發現。

強徵稅收，人民生活水深火熱

“華僑協會”成立後，苛政隨之而來，下令各公會辦理各屬華民呈報資產事宜，必須鉅細靡遺的把個人和公司的資產悉數報告，並於1942年8月間發佈“久鎮華僑資產登記辦法”公文。同時，“華僑協會”和各屬公會也被迫向華人強制徵收國防金，以及各族都必須繳交人頭稅。按照規定，馬來人和土著每年需付稅金5角錢，而華人則是6元。

戰爭時期，市道本來就差，物資逐日匱乏，再加上苛政當前，人民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天比一天苦。當時有很多店家都面對無貨可賣的窘境，雜貨店內的貨物更是零零落落；日軍囤積米糧作為軍用，也導致民間糧食短缺，只好以木薯、番薯等替代作為主食；布料缺貨，則勉強以麻袋作為衣服；雞蛋在當時珍貴如黃金。尤其在日據後期，很多人勉強餬口度日，慶幸日軍的統治在3年8個月後落幕，不然恐怕人們的生活都無以為繼。

根據民間口述和一些史學家的分析，早在二戰以前，婆羅洲各處已經存在小規模的日裔社群，這之中的許多人很有可能暗中執行間諜任務，為日軍南侵鋪路。古晉的亞答街有日本小販，漢陽街和開裕巷更一度有日籍的性工作者，還有日本人從事的相館，都大有可疑之處。

著名小說家李永平出生在古晉，他在《望鄉》這部小說裡有個段落：“我父親常聽到日軍行軍，在慰安所尋歡作樂時。用日語唱〈雨夜花〉、〈月夜愁〉，叭叭叭打著節拍，拔尖嗓子唱得還挺悲壯呢！後來日本投降了，英國人挺起腰桿子，列隊走出盟軍戰俘營，在蘇格蘭風笛隊嗚哇嗚哇引導下，重返砂拉越殖民地……”

親身經歷過日據時期者，如今皆是八九十歲的白髮老人，細訴往事時，對這段生命中最難忘的“日本手”時期，都說得特別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