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M：不会淡化原民族身分 ·“大马民族”助多元团结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召开马来西亚民族峰会时，并不是打算淡化一些民族的身分。反之，马来西亚民族的身分，是为了让我们在马来西亚人民背景下，可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化可共享的身分价值。”

他表示，通过多元化和丰富化身分认同，将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团结，促使人们在珍惜各民族的独特性的同时，也寻求民族间的共同之处。

一个人可有多重身分

他也以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证明一个人可以拥有多重身分，而身分的多元性并不会淡化其民族身分。

“作为一名马来人，我有着马来人的身分，但同时我也有其他身分，比如我也是一名父亲。而在马来西亚，无论是来自哪一个种族，有孩子的男性都共享着父亲的身分。”

他指出，他也同时是咖啡和羽球爱好者，而这些身分都不会淡化和贬低他作为马来人的身分。

“当我们以更大的一个框架，以国家的框架来看待此事，我们希望可以用马来西亚民族这个身分来建立（人们间）更牢固的纽带，进一步丰富我国的身分认同。”

在马来西亚民族这个概念上，他希望能达成一致和有尊严的价值观，包括拒绝腐败、要求善政和爱护环境，并成为一个独立和互助互爱的民族。

不应以种族角度看待问题

莫哈末法依沙也强调，国人不应该再以不同种族的角度来看待社会问题。

他认为，有些问题是每个民族都会面对的共同问题，因此应该以马来西亚民族的角度去解决这些共同问题，而不是继续以区分种族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

他表示，造成我们常以区分种族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对于各种族的刻板印象。

“我们常认为马来人懒惰、华人贪婪、印度人是黑帮，这造成我们在看待和解决问题时，经常以种族作为基础，也因而错过了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式。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客观和更庞大的方向（来解决问题），以确保所有种族都能被赋权（diberdayakan）。”

他也表示，马来西亚民族的推动应该来自民众，而不再只是由政治精英来决定。

“我们希望能以马来西亚民族的方式，用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式来面对和解决国内发生的问题。”

纳西尔：多元是大马特殊优势

联昌集团前主席拿督斯里纳西尔认为，ABIM以“世界性伊斯兰（Islam Kosmopolitan）”为基础的马来西亚民族议程，能迈向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以及另外两名促使我国独立的功臣——敦陈祯禄及敦善班丹，在争取独立时所期盼的马来西亚。

“这是他们展开独立谈判并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时，共同抱持的目标。”

也是Ikhlas资本创始人兼主席的他说，多元性是马来西亚的特殊优势，如果社会更具包容性，并可以跨越身分共同努力，我们便能享受多元性所带来的好处。

纳西尔领导联昌集团时，努力创造一个具有多元性的工作环境，并努力培养一个更全面和包容性的员工团队。

“在种族、年龄层、性别和宗教方面，我经常进行干预以确保多元性能良好地运作。我总是提醒员工，融合（integrasi）意味着我们必须违背自然规律，抵抗我们最原始的本能，即只喜欢接触与我们相似和熟悉的事物的本能。

“我们因此创建了一个充满思想和才华的生态系统。我相信，这就是联昌集团能在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

笑称CIMB是“华巫印银行”

在这个努力下，联昌集团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的迷你版，纳西尔更对一个关于联昌集团的笑话感到自豪，而那个笑话便是，CIMB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银行”的缩写。

他亦引述东姑阿都拉曼的名言，即“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这是团结我们的纽带，让我们大家记住，团结是我们作为人民和一个国家的基础力量”，表示国父将马来西亚民族视为是我国向未来前进的一个方向。

“他们也了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在1969年犯错时，他们推出了改革和新政策，（当时）并没有偏离原有的议程。”

新经政策负面影响超过正面成果

他表示，政府在1969年的事件后推出新经济政策（NEP），很多人批评这个政策进一步造成人民分裂，但他认为，这一批评忽略了此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在不论种族的情况下消除贫穷，以及解决种族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以建立国家团结。

他说，在最初，新经济政策旨在加速种族融合，并针对我国在经历殖民后制度上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

“1969年后的制度在消除贫困，以及改善土著在经济中的所有权和参与率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由于NEP的落实超过了原定的20年期限，因此造成了不良影响。此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最终超过了正面成果。”

他形容新经济政策就像是一个矛盾之词，因为尽管当初这项政策的推行，是为了解决国民团结问题，但此政策最终却深化歧视。

“3头怪兽”摧毁改革倡议

“政府以NEP的名义对经济做出的干预，再加上马来内部在1980年代的政治竞争加剧，导致国内出现了3头怪兽，即种族政治、金钱政治和权力集中。”

他表示，这3头怪兽摧毁了创新性的想法和改革倡议。例如前首相敦马哈迪提出的多媒体超级走廊（MSC），虽具有远见，但最终无法超越房地产项目的水平；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推出的新经济模式也最终只能在货架上蒙尘。

需设协商理会“重启”国家

他认为，我国需要全面的“重启”，可以通过建立另一个协商平台，如成立一个国家协商理事会，以讨论和重新设计1969年后的制度。

“这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我们现今所面临的问题的规模，以及来自不同政党的政府无法持续进行体制改革。”

他指出，如果不重启国家，我们将继续受到3大问题的困扰，包括缓慢的经济增长、混乱的政治和分裂的社区。

防止滥用宗教分裂国民

此外，纳西尔表示，历史教会我们，当宗教和其他问题混合在一起时，非常容易激起社区内的紧张情绪。

“在一个马来人身分等同于穆斯林身分的国家，宗教无意间成为了政治工具。

“这激化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因此，防止滥用宗教来分裂我们的责任，落在了所有能理智思考的马来西亚人手中。”

作为前银行官员和兼职社会政治活动分子的纳西尔，表示自己不是伊斯兰专家或学者，尽管他曾于2010年，在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OCIS）担任访问学者长达一年；但身为穆斯林的他一直相信，伊斯兰是一个宽容、公正和公平的宗教。

“作为穆斯林，我们必须服从唯一的真主，但同时，我们决不能不公平地对待其他宗教信徒。”

信奉上苍是尊重宗教自由

同时，纳西尔也提起国家原则的重要性，并认为人们应该谨记国家原则当中的宣言，包括全体人民更加融合地团结、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以公平地分享国家的财富、确保以自由的方式对待国内各种多元且丰富的文化传统。

他也强调，国家原则的第一原则——信奉上苍，是希望人们尊重每个人的宗教自由。

这项峰会的主讲者包括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专员拿督麦德琳、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民族研究所（KITA）主要研究员拿督丹尼森、大马青年理事会主席祖菲特里、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杨淑雯、大马高级伊斯兰国际研究院（IAIS）副首席执行员莫哈末阿占和大马团结基金组织（YPM）主席苏烈古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