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M：不會淡化原民族身分 ·“大馬民族”助多元團結

“因此，需要強調的是，當我們召開馬來西亞民族峰會時，並不是打算淡化一些民族的身分。反之，馬來西亞民族的身分，是為了讓我們在馬來西亞人民背景下，可進一步豐富和多元化可共享的身分價值。”

他表示，通過多元化和豐富化身分認同，將有助於形成多元化的團結，促使人們在珍惜各民族的獨特性的同時，也尋求民族間的共同之處。

一個人可有多重身分

他也以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證明一個人可以擁有多重身分，而身分的多元性並不會淡化其民族身分。

“作為一名馬來人，我有著馬來人的身分，但同時我也有其他身分，比如我也是一名父親。而在馬來西亞，無論是來自哪一個種族，有孩子的男性都共享著父親的身分。”

他指出，他也同時是咖啡和羽球愛好者，而這些身分都不會淡化和貶低他作為馬來人的身分。

“當我們以更大的一個框架，以國家的框架來看待此事，我們希望可以用馬來西亞民族這個身分來建立（人們間）更牢固的紐帶，進一步豐富我國的身分認同。”

在馬來西亞民族這個概念上，他希望能達成一致和有尊嚴的價值觀，包括拒絕腐敗、要求善政和愛護環境，併成為一個獨立和互助互愛的民族。

不應以種族角度看待問題

莫哈末法依沙也強調，國人不應該再以不同種族的角度來看待社會問題。

他認為，有些問題是每個民族都會面對的共同問題，因此應該以馬來西亞民族的角度去解決這些共同問題，而不是繼續以區分種族的方式來應對這些問題。

他表示，造成我們常以區分種族的方式來看待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對於各種族的刻板印象。

“我們常認為馬來人懶惰、華人貪婪、印度人是黑幫，這造成我們在看待和解決問題時，經常以種族作為基礎，也因而錯過了更具包容性的解決方式。

“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客觀和更龐大的方向（來解決問題），以確保所有種族都能被賦權（diberdayakan）。”

他也表示，馬來西亞民族的推動應該來自民眾，而不再只是由政治精英來決定。

“我們希望能以馬來西亞民族的方式，用更具包容性的解決方式來面對和解決國內發生的問題。”

納西爾：多元是大馬特殊優勢

聯昌集團前主席拿督斯里納西爾認為，ABIM以“世界性伊斯蘭（Islam Kosmopolitan）”為基礎的馬來西亞民族議程，能邁向國父東姑阿都拉曼，以及另外兩名促使我國獨立的功臣——敦陳禎祿及敦善班丹，在爭取獨立時所期盼的馬來西亞。

“這是他們展開獨立談判並努力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時，共同抱持的目標。”

也是Ikhlas資本創始人兼主席的他說，多元性是馬來西亞的特殊優勢，如果社會更具包容性，並可以跨越身分共同努力，我們便能享受多元性所帶來的好處。

納西爾領導聯昌集團時，努力創造一個具有多元性的工作環境，並努力培養一個更全面和包容性的員工團隊。

“在種族、年齡層、性別和宗教方面，我經常進行干預以確保多元性能良好地運作。我總是提醒員工，融合（integrasi）意味著我們必須違背自然規律，抵抗我們最原始的本能，即只喜歡接觸與我們相似和熟悉的事物的本能。

“我們因此創建了一個充滿思想和才華的生態系統。我相信，這就是聯昌集團能在馬來西亞和其他東盟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

笑稱CIMB是“華巫印銀行”

在這個努力下，聯昌集團已經成為了馬來西亞民族概念的迷你版，納西爾更對一個關於聯昌集團的笑話感到自豪，而那個笑話便是，CIMB是“華人、印度人、馬來人銀行”的縮寫。

他亦引述東姑阿都拉曼的名言，即“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這是團結我們的紐帶，讓我們大家記住，團結是我們作為人民和一個國家的基礎力量”，表示國父將馬來西亞民族視為是我國向未來前進的一個方向。

“他們也瞭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我們在1969年犯錯時，他們推出了改革和新政策，（當時）並沒有偏離原有的議程。”

新經政策負面影響超過正面成果

他表示，政府在1969年的事件後推出新經濟政策（NEP），很多人批評這個政策進一步造成人民分裂，但他認為，這一批評忽略了此政策的主要目標，包括在不論種族的情況下消除貧窮，以及解決種族之間的經濟不平等，以建立國家團結。

他說，在最初，新經濟政策旨在加速種族融合，並針對我國在經歷殖民後製度上存在的缺陷進行修正。

“1969年後的制度在消除貧困，以及改善土著在經濟中的所有權和參與率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由於NEP的落實超過了原定的20年期限，因此造成了不良影響。此政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最終超過了正面成果。”

他形容新經濟政策就像是一個矛盾之詞，因為儘管當初這項政策的推行，是為了解決國民團結問題，但此政策最終卻深化歧視。

“3頭怪獸”摧毀改革倡議

“政府以NEP的名義對經濟做出的干預，再加上馬來內部在1980年代的政治競爭加劇，導致國內出現了3頭怪獸，即種族政治、金錢政治和權力集中。”

他表示，這3頭怪獸摧毀了創新性的想法和改革倡議。例如前首相敦馬哈迪提出的多媒體超級走廊（MSC），雖具有遠見，但最終無法超越房地產項目的水平；而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推出的新經濟模式也最終只能在貨架上蒙塵。

需設協商理會“重啟”國家

他認為，我國需要全面的“重啟”，可以通過建立另一個協商平臺，如成立一個國家協商理事會，以討論和重新設計1969年後的制度。

“這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我們現今所面臨的問題的規模，以及來自不同政黨的政府無法持續進行體制改革。”

他指出，如果不重啟國家，我們將繼續受到3大問題的困擾，包括緩慢的經濟增長、混亂的政治和分裂的社區。

防止濫用宗教分裂國民

此外，納西爾表示，歷史教會我們，當宗教和其他問題混合在一起時，非常容易激起社區內的緊張情緒。

“在一個馬來人身分等同於穆斯林身分的國家，宗教無意間成為了政治工具。

“這激化了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之間的分裂，因此，防止濫用宗教來分裂我們的責任，落在了所有能理智思考的馬來西亞人手中。”

作為前銀行官員和兼職社會政治活動分子的納西爾，表示自己不是伊斯蘭專家或學者，儘管他曾於2010年，在牛津大學伊斯蘭研究中心（OCIS）擔任訪問學者長達一年；但身為穆斯林的他一直相信，伊斯蘭是一個寬容、公正和公平的宗教。

“作為穆斯林，我們必須服從唯一的真主，但同時，我們決不能不公平地對待其他宗教信徒。”

信奉上蒼是尊重宗教自由

同時，納西爾也提起國家原則的重要性，並認為人們應該謹記國家原則當中的宣言，包括全體人民更加融合地團結、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以公平地分享國家的財富、確保以自由的方式對待國內各種多元且豐富的文化傳統。

他也強調，國家原則的第一原則——信奉上蒼，是希望人們尊重每個人的宗教自由。

這項峰會的主講者包括大馬人權委員會（SUHAKAM）專員拿督麥德琳、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民族研究所（KITA）主要研究員拿督丹尼森、大馬青年理事會主席祖菲特里、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中心（IDEAS）首席執行員楊淑雯、大馬高級伊斯蘭國際研究院（IAIS）副首席執行員莫哈末阿佔和大馬團結基金組織（YPM）主席蘇烈古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