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一生的经历拍成电影,那会是怎样的一部电影?有什么特别的画面?
听了问题后,黄兼博皱着眉头思索片刻,脸色有些凝重,仿佛看到大半生闪过眼前,心里翻江倒海波涛起伏,慨然说道:“我这一生可以说都是在挣扎中,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丢到水里,拼命挣扎求生,好在总有一些手及时拉住我,扶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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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29年,现年92岁的黄兼博被誉为国内第一女广播人,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投身广播工作,当年没有电视,资讯接收全靠广播,当年也没有DJ或主播这些名词,只有广播员或播音员。黄兼博是少数经历了从殖民统治、日本入侵、战后动荡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整个过程的中文广播员,行内人称她是广播界国宝、中文广播的奠基人,她自谦地说道:“那是媒体给面子;其实是战后人才缺乏,人们将就而已。”
从一帧帧黑白照片所见,当年国家广播局开办的各种研讨会和培训课程里,黄兼博几乎都是现场唯一的女性,在阳盛阴衰、两性同工不同酬的大环境里,这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显得弥足珍贵。
那些年,她在空中讲故事、播音乐,也代表广播局参与国家妇女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 NACIWID),不时在自己主持的妇女节目和报章专栏为性别平等课题发声,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上个年代,黄兼博的故事显得特立独行,活脱脱就是巾帼须眉、当代女性的典范,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撼动。惟她却摇摇头,一迭声否认:“我从来不是一个凡事主动积极的人,我只是被动地完成别人给我的任务而已。”
她说:”我只是生逢其时,见证了大时代的变迁。”风云变幻,造就了黄兼博的先锋女性身影,92高龄的她回首前尘,当年那个冲锋陷阵的自己,现在看来,更觉得像是在时代浪潮中翻滚扑腾,载浮载沉。
丽的呼声第一批全职广播员
黄兼博的人生里,第一道打过来的巨浪是3年零8个月日侵时代的黑暗岁月。
她在坤成女校上初中一的年尾,马来亚沦陷了,“不能上学,只好跟着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的三哥用广东话学古文,光复后,本来要念初中二,可是家里没有钱,可以典当的只剩下妈妈的一双耳环和嫂嫂的一只玉坠,但也只够付一年的学费,所以只好跳班上初中三。”
跳班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同学觉得我是外来者,所以就受到排挤,当时伸手扶我一把的是一位姓陈的同学,她对我特别照顾,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初中三毕业后,校方因为师资缺乏,留下17岁的她和几个毕业生做临教。同一年,她又因机缘巧合成了华文女校女童军的创团者。
她莞尔一笑,娓娓道来:“当时,驻马来亚英国最高专员邓普勒爵士夫人想在华文女校成立女童军,校方接到通知,派我和陈丽容到King House(国家迎宾馆的前身)受训,回来后,我们把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体育老师,成立了女童军,就这样成了其中一名女童军创团者。”
但这些都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虽然年纪轻轻,但黄兼博的人生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要用声音传递感动。
那是她在日军高压统治期间立下的志愿,当时人心惶惶,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子都把自己打扮成男装,足不出户,唯一的消遣就是收听电台。一天,她无意中收到新德里电台的中文节目,本地华文广播先驱施祖贤的声音破空而来,仿佛蕴含着无穷的能量,“他一说话,全世界都听见,令我非常向往,心想,有机会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
二战结束后不久,马来亚广播电台在吉隆坡设立分台,黄兼博逮住机会,如愿当上兼职广播员,以“洁姨”为艺名,用广东话和华语给小听众讲故事,开启广播员生涯,也迎来人生中第二道狂风巨浪。
当年的社会仍普遍认为女性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尤其不宜在男女混杂的环境下工作,“我去电台上班,老宗叔也不太放心,他说,你在坤成教书就好,不教书的话,可以去做接生或看护!但我太爱广播了,我说我一定要去!”想起那个执拗要当广播员的自己,黄兼博也忍俊不禁。
一开始只是兼职,直到1949年丽的呼声有线广播在吉隆坡开业,她顺利被录取,成为该台的第一批全职广播员。
在丽的呼声两年余,由于行政偏差,黄兼博决定回巢马来亚广播电台。马来亚广播电台是国营机构,广播员也在公务员的行列,“我没有会考文凭,不够资格当公务员,但我还是想去试试。面试时,遇到从新加坡总台过来的施祖贤,他听了我呈上的广播剧,也许觉得我对广播很有热诚 ,也有一点经验,还能编剧,就破例录取了我。”
喜出望外之余,黄兼博也觉得自己欠了政府人情债。“我跟自己说,这人情我一定要还,于是我去黄昏成人补习班报读英文,最后通过会考,拿到文凭。”
可是,一纸文凭在手后,黄兼博心里还是不踏实,“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像患上了知识饥荒症,为了充实自己,凡有在职训练的机会我一定不错过。”
无心插柳被牵扯进妇运圈子
谈到参与妇运,黄兼博笑说这也是被人生际遇推着走。“二战结束后,第二波妇女运动崛起,我刚好在这个时候进入社会,直接受到妇运影响和推动,成了妇运下受惠的一群。”
在过去,女性公务人员婚后就无法享有房屋津贴、升级、受训和退休金等福利,但因为当时的台长B. Read特别提拔,黄兼博成了电台里第一位打破陈规的女公务员。这位爱穿旗袍、满腔热血的广播员也没有辜负上司的期望,在工作上表现标青,1957年,她被委派到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接受培训,成为第一个已婚、没有大学资格却被派到海外受训的女公务员。之后,她又受命在吉隆坡成立中文新闻组,为电台栽培生力军。
1975年,大马政府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成立了国家妇女咨询委员会,黄兼博代表广播局成为其中一员,“因为常收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就透过当时南洋商报的专栏〈妇女之见〉,把这些讯息传达给华社。”
身为一介女流之辈,黄兼博的力求上进,看在一些同事眼中却甚是刺眼,晋升管理层后,她也在人际关系管理上吃尽苦头,“各种排挤、中伤,几乎令我崩溃。”旧事重提,心里还是会有点郁闷憋屈。
黄兼博轻叹一声道:“对广播,我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纯粹是爱这份工作而已。我喜欢音乐、戏剧,觉得可以通过音乐和戏剧实行社会再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做得非常用心和起劲。”
国家元首曾经授予她A.M.N.护国有功勋章,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也于2010年颁给她“文化奖”,对于大众的肯定和嘉奖,她如是表示:“培训新人,传承广播,我是责无旁贷的,那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履行责任,把工作做好。”
人生的历练越丰富,越是懂得谦卑,对荣辱也不再关心,黄兼博从容说道:“我希望后人记得我一生的努力,我追求上进、坚韧、无畏的精神,而不是什么功劳。”
如果要给自己写墓志铭,她说她想要借用凯撒大帝的名言“我见,我来,我征服”,改为“我来过,我活过,我奉献过”,一日广播人,终生传播心,也就不枉人间走一趟了。
爱的遗物──老火药材汤、眼镜、著作
1984年退休后,黄兼博开始参与教会及社会工作,闲时含饴弄孙,展开全新的生活。
有阵子,几乎每个礼拜天她都会煲一锅药材汤,“我的孙说是‘嫲嫲煲嘅汤’,有淮山、茨实、北芪、党参、杞子、红枣,并不贵重,都是常见的药材,健脾开胃,要煲4个小时,才够火候,以前我婆婆和妈妈说这汤‘太子都食唔坏’,谁都可以喝的意思!”
说起可爱的孙儿和曾孙,她打自心里笑了。这锅老火药材汤的香气也许会像线头一样牵动一连串温馨记忆,叫她的孙儿们想起他们慈爱的嫲嫲。“再不然,就是这副不值钱的眼镜了,因为他们的嫲嫲一天到晚戴着眼镜看书看报。”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呵呵笑道。
黄兼博的6本著作──〈妇人之见〉、〈四代亲情一脉传〉、〈何必惆怅近黄昏〉、〈乐龄人Kopitiam〉、〈蓦然回响〉和〈西马女宣传士拓荒履迹〉,她也给每个孙儿留了一套,希望透过书中文字告诉后代子孙,做人要做好本分,要有所奉献,要百折不挠。
她侧头想了一下,笑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给儿孙,“就让他们在心里纪着好了,”顿顿,又幽幽说道:“我希望能够在他们心里,留下一个尽职的母亲、慈爱的祖母和曾祖母的形象,我一直努力的做,可是没有做得太理想。”
“我们那一代女性,在努力争取教育和就业平等的当儿,为妻为母的责任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承认我处理得不够好,我太投入工作,亏欠了孩子。感谢他们能够自重,在主的恩典下,保持高尚品德,长大成人。”
我为自己拟的墓志铭: 如果由你写自己的墓志铭,你会写什么?
黄兼博:我来过,我活过,我奉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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