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碑师为历史留下有力证据

他指出，拓碑其实是一门“印刷术”，自古代纸张被发明后，就开始有人在做拓碑，后来慢慢延伸至版画，由于自己拥有版画的背景，所以对拓碑有一些基本概念。

“我透过阅读书籍、上网搜索资料、观看视频来学习，不断练习和改良，经历过多次失败后，总算成功把碑文拓出来做展示，但个人觉得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是有些窍门我不懂。”

2017年，林连玉纪念馆请来台湾的古书籍字画修复师吴哲叡老师进行分享，对方也懂得拓碑技术，并无私地传授所有心得，令他获益良多，因此他可说是部分师承于吴哲叡。

户外拓碑挑战大

杨两兴分享，拓碑技术能够完整记录和呈现碑铭的状态，包括碑面的裂痕，不只看得到，甚至还可在拓片上摸得到，而这是拍摄技术没能达到的效果。

拓碑所需的基本材料和用具有生宣纸、中性粘著剂、拓包、墨汁、刷子、清水、剪刀、胶带、海绵等。为免破坏碑文，材料和用具需慎选，操作时也得格外谨慎。

“拓碑的步骤，首先以清水和刷子清洗碑面沙尘，然后将粘著剂均匀地涂抹在碑面，再把生宣纸覆盖在碑面并固定，接着沿着字口，将宣纸敲入凹洞里。”

“待宣纸水分乾了大约90%时，就以拓包沾墨，均匀地轻拍宣纸，慢慢地就可看见碑上文字拓印在纸上。”

他说，拓印的动作由浅至深，通常一张宣纸需重复上墨八层左右，有时甚至多达十多层。一般上，拓碑师须拓印好几张，再选出比较理想和满意的成品。

除了真正操作外，充分的事先准备也同样重要。拓碑前，需先勘察场地、掌握碑的大小和风化程度、查看天气预报、预备用具和材料等，有些工具还得自制，比如不同尺寸的拓包。

他坦言，户外拓碑的挑战更大，暴晒、遭受蚊虫叮咬等免不了，有的碑立于较高的地势，拓碑师往往须背着沉重的行囊翻山越岭；更难掌握的，是天气变化对进度的影响。

“同时，户外拓碑并非全天皆可进行，除了下雨外，其实艳阳高照的时段也不适合，会影响成品效果，因此我们通常从早上7时开始至中午，下午4时后继续至天黑前。”

恭敬对待前人碑铭

这些年来，杨两兴拓印过的碑文形形色色，印象深刻的包括一面立在马六甲宝山亭石阶沟渠旁的“禁止放牧牛羊”石碑。

起初，协调人告知，碑文刻有中文和爪夷文，拓碑的时候，他和搭档才发现原来还有淡米尔文，相当难得。

他说，若没记错，有关石碑立于1906年，从碑文可以看到当时的种族分布，碑文语言显示那个时候已有三大民族在当地活动，为历史考究留下有力的证据。

“另一座是位于瓜拉庇朥华人花园、纪念英殖民时代森州首位前参政司马典里士达君的牌坊，建于1901年，三面石碑分别刻有英文、中文和爪夷文，可见当时的主要语言有哪些。”

提及有趣的拓碑经历，他忆述，一次为高州会馆的总坟拓碑，开始前他通过掷筊杯征求允许，唯一直失败，只好向带队的高州籍朋友求助，对方以粤语尝试，结果一问之下成功了，原来是“语言不通”。

“我不是鼓吹迷信，只是碑铭是前人留下来的，要以恭敬的心态对待，所以拓碑前，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征求允许，尤其是墓碑，毕竟坟墓是别人往生后的家。”

“同时，我们千万不能破坏碑文，不仅因为那是历史见证，也要考量到将来可能还有其他人前来拓碑，我们要让后人也有这个传承的机会，不能切断人家的路。”

拓碑是体力活

对杨两兴而言，拓碑不是“复印”技术，而是“再创作”的过程，成品包含操作者的技巧、判断、艺术眼光、喜好等，因此完成的拓片效果也因人而异。

他指出，每位拓碑师的呈现方式和风格不同，有者倾向于较浅的效果；有些注重颜色调和；有的则喜欢较深的色调。

当然，拓碑还是有一些基本要求，包括完整呈现拓片的形状、字口清楚、黑白分明以及完成后将纸张取下翻过来时，其背面仍保持白色，因此上墨时不能下手太重，避免墨透过纸张。

“个人来说，一天完成3张拓片已是极限，毕竟这是体力活兼技术活，需要重复拍打上墨，而每张拓片至少须上六层墨，根据情况调整，有时候须上十多层墨，非常消耗体力和时间。”

拓片往往用作展示和文史保存，因此必须交出最理想的成品，杨两兴直言，拓印一面碑文花上两三天是很正常的；一切条件良好的话，一天下来可拓印出一两张满意的成品。

对他而言，每拓一面碑，都是一项挑战，拓碑师得有一定的自我要求，不能敷衍了事。

“目前，国内的拓碑师不多，除了工作性质相对辛苦外，我想可能也跟大众的观念有关。许多人认为，我们应该义务提供服务、为文史领域奉献，但大家忘了，其实我们也要过活的。”

询及曾否想过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久，他笑回，只要觉得跟哪些碑铭有缘、只要自己还有体力，就会一直做下去。

“我相信‘一碑胜千言’，既然掌握了拓碑技术，那只要有需要或我觉得值得的时候，就会去做。当然，我也希望能与更多人分享这门技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