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大佑高喊“台北不是我的家”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要到了中学后才听懂他的愤怒,那是1984年,我接触台湾摇滚的开始。
文:陈伟光(艺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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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大佑高喊“台北不是我的家”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要到了中学后才听懂他的愤怒,那是1984年,我接触台湾摇滚的开始。那时候的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歌曲审查很严格,罗大佑的歌曲频频中招,反而引起我的注意,深深受到他的批判精神所影响,认为写歌就应该有这样的深度。同一个时期,我听到了丘丘合唱团、红蚂蚁合唱团的歌曲;是的,那时候的乐队都被称为“合唱团”。这些歌曲比一般流行音乐强劲有力,在别人耳中显得吵闹,我却觉得华语歌曲总算可以和西洋歌曲一较高下。
那时候台湾最红的歌手是李恕权,他是第一代从美国回流台湾乐坛的音乐人,演唱时麦克风是打横握住的,舞蹈动作像一只蚱蜢,形象独树一帜。他那首〈每次都想呼唤你的名字〉唱到街知巷闻,声线沙哑感性,酷似英国摇滚歌手Rod Stewart。80年代香港广东流行曲横行,台湾发行的专辑并非每一张都被引进大马市场,所以像薛岳与幻眼合唱团、青年合唱团这类摇滚先锋的歌曲,我只知道名字但没有听过歌声,还好滚石唱片后来有重新发行青年和红蚂蚁这两支乐队的专辑,薛岳的歌曲我只在有线广播的“丽的呼声”节目中听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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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台湾在1987年解严,很多出色的地下音乐都无缘引进,偶尔买到一些漏网之鱼就真的如获至宝,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是因为与滚石合作才有幸在本地发行,我才有机会见识台语摇滚和说唱的魅力。过后通过朋友从台湾买到赵一豪首张个人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以及他的乐队Double X(打不死)的作品,听见了台湾主流乐坛以外更有生命力的声音。
台湾流行乐坛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异类,张洪量在1989年走红后,朋友给我听了他在1987年的处女作《祭文》,我才惊为天人,那些离经叛道的编曲和唱法,与他那些软绵绵的情歌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所以后来他录制《有种》这张华语乐坛经典专辑时,我就不会感到意外了。用流行歌曲偷渡摇滚概念的还有黄舒骏,这些拥有自身想法的创作歌手让主流乐坛不再那么沉闷。红蚂蚁的主音罗纮武和队友沈光远成立“友善的狗”制作室,推出个人专辑《坚固柔情》,他一开腔“曾经雨滑落,湿透我襟”就震慑了我,好一把摇滚蓝调,至今还是我心中难忘的旋律。
进入90年代后,林强《向前走》用摇滚和舞曲翻新台语歌,我也从台湾电影《只要为你活一天》的原声带认识了吴俊霖和他的乐队China Blue,他走红后改名伍佰,但摇滚态度没有改变,无论曲风还是唱腔都非常具有台湾特色。1995年以后,台湾冒出不少本土乐队,比较深得我心的是糯米团,他们以轻快的采样音乐配搭说唱式的歌词,既有舞曲的旋律又有摇滚的力度,一下子就入脑。那个时候我也听乱弹和闪灵,前者通俗后者激进,是两种极端的风格,两位主音的辨识度都相当高,摇滚乐需要这样的声音,后来大红的五月天就给不到我这种感觉。
在一班男声当道的摇滚氛围中,我反而对陈珊妮的创作情有独钟,她从来没有标榜摇滚,但我每次听她的歌曲都有莫名的悸动。她的编曲和唱法实际上难度更高,那首把夏宇长诗唱成歌曲的〈乘喷射机离去〉,曲风紧贴诗句不断变化,她一口气没有标点符号的唱完,让我叹为观止。她创作的心态和视野,让她在同辈歌手中出群拔萃,那张在女巫店现场录制的专辑,听她与乐队水乳交融的演唱,完全突显了摇滚奔放的一面。稍后出道的杨乃文则是形象与内容的结合,把摇滚的冷漠和热情散发得淋漓尽致,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型与酷的象征。
千禧年过后,看着曾经的地下摇滚演变成独立小清新,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台湾乐坛失去焦点,等到我重新关注时,已经是草东没有派对、巨大的轰鸣、老王乐队领衔的“丧世代”,他们的厌世情绪和当年的愤世嫉俗其实是异曲同工,唱的都是年轻人铿锵有力的心声,曲风更加大胆,并且义无反顾地独立自主,继续把摇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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