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碑師為歷史留下有力證據

他指出，拓碑其實是一門“印刷術”，自古代紙張被髮明後，就開始有人在做拓碑，後來慢慢延伸至版畫，由於自己擁有版畫的背景，所以對拓碑有一些基本概念。

“我透過閱讀書籍、上網搜索資料、觀看視頻來學習，不斷練習和改良，經歷過多次失敗後，總算成功把碑文拓出來做展示，但個人覺得其實可以做得更好，也許是有些竅門我不懂。”

2017年，林連玉紀念館請來臺灣的古書籍字畫修復師吳哲叡老師進行分享，對方也懂得拓碑技術，並無私地傳授所有心得，令他獲益良多，因此他可說是部分師承於吳哲叡。

戶外拓碑挑戰大

楊兩興分享，拓碑技術能夠完整記錄和呈現碑銘的狀態，包括碑面的裂痕，不只看得到，甚至還可在拓片上摸得到，而這是拍攝技術沒能達到的效果。

拓碑所需的基本材料和用具有生宣紙、中性粘著劑、拓包、墨汁、刷子、清水、剪刀、膠帶、海綿等。為免破壞碑文，材料和用具需慎選，操作時也得格外謹慎。

“拓碑的步驟，首先以清水和刷子清洗碑面沙塵，然後將粘著劑均勻地塗抹在碑面，再把生宣紙覆蓋在碑面並固定，接著沿著字口，將宣紙敲入凹洞裡。”

“待宣紙水分乾了大約90%時，就以拓包沾墨，均勻地輕拍宣紙，慢慢地就可看見碑上文字拓印在紙上。”

他說，拓印的動作由淺至深，通常一張宣紙需重複上墨八層左右，有時甚至多達十多層。一般上，拓碑師須拓印好幾張，再選出比較理想和滿意的成品。

除了真正操作外，充分的事先準備也同樣重要。拓碑前，需先勘察場地、掌握碑的大小和風化程度、查看天氣預報、預備用具和材料等，有些工具還得自制，比如不同尺寸的拓包。

他坦言，戶外拓碑的挑戰更大，暴曬、遭受蚊蟲叮咬等免不了，有的碑立於較高的地勢，拓碑師往往須揹著沉重的行囊翻山越嶺；更難掌握的，是天氣變化對進度的影響。

“同時，戶外拓碑並非全天皆可進行，除了下雨外，其實豔陽高照的時段也不適合，會影響成品效果，因此我們通常從早上7時開始至中午，下午4時後繼續至天黑前。”

恭敬對待前人碑銘

這些年來，楊兩興拓印過的碑文形形色色，印象深刻的包括一面立在馬六甲寶山亭石階溝渠旁的“禁止放牧牛羊”石碑。

起初，協調人告知，碑文刻有中文和爪夷文，拓碑的時候，他和搭檔才發現原來還有淡米爾文，相當難得。

他說，若沒記錯，有關石碑立於1906年，從碑文可以看到當時的種族分佈，碑文語言顯示那個時候已有三大民族在當地活動，為歷史考究留下有力的證據。

“另一座是位於瓜拉庇朥華人花園、紀念英殖民時代森州首位前參政司馬典裡士達君的牌坊，建於1901年，三面石碑分別刻有英文、中文和爪夷文，可見當時的主要語言有哪些。”

提及有趣的拓碑經歷，他憶述，一次為高州會館的總墳拓碑，開始前他通過擲筊杯徵求允許，唯一直失敗，只好向帶隊的高州籍朋友求助，對方以粵語嘗試，結果一問之下成功了，原來是“語言不通”。

“我不是鼓吹迷信，只是碑銘是前人留下來的，要以恭敬的心態對待，所以拓碑前，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方式徵求允許，尤其是墓碑，畢竟墳墓是別人往生後的家。”

“同時，我們千萬不能破壞碑文，不僅因為那是歷史見證，也要考量到將來可能還有其他人前來拓碑，我們要讓後人也有這個傳承的機會，不能切斷人家的路。”

拓碑是體力活

對楊兩興而言，拓碑不是“複印”技術，而是“再創作”的過程，成品包含操作者的技巧、判斷、藝術眼光、喜好等，因此完成的拓片效果也因人而異。

他指出，每位拓碑師的呈現方式和風格不同，有者傾向於較淺的效果；有些注重顏色調和；有的則喜歡較深的色調。

當然，拓碑還是有一些基本要求，包括完整呈現拓片的形狀、字口清楚、黑白分明以及完成後將紙張取下翻過來時，其背面仍保持白色，因此上墨時不能下手太重，避免墨透過紙張。

“個人來說，一天完成3張拓片已是極限，畢竟這是體力活兼技術活，需要重複拍打上墨，而每張拓片至少須上六層墨，根據情況調整，有時候須上十多層墨，非常消耗體力和時間。”

拓片往往用作展示和文史保存，因此必須交出最理想的成品，楊兩興直言，拓印一面碑文花上兩三天是很正常的；一切條件良好的話，一天下來可拓印出一兩張滿意的成品。

對他而言，每拓一面碑，都是一項挑戰，拓碑師得有一定的自我要求，不能敷衍了事。

“目前，國內的拓碑師不多，除了工作性質相對辛苦外，我想可能也跟大眾的觀念有關。許多人認為，我們應該義務提供服務、為文史領域奉獻，但大家忘了，其實我們也要過活的。”

詢及曾否想過自己會在這條路上走多久，他笑回，只要覺得跟哪些碑銘有緣、只要自己還有體力，就會一直做下去。

“我相信‘一碑勝千言’，既然掌握了拓碑技術，那隻要有需要或我覺得值得的時候，就會去做。當然，我也希望能與更多人分享這門技術，讓更多人參與文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