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之歌／02】难民不是无证外劳，他们只是无根浮萍

在逾17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以来自缅甸的人最多。15万4350人来自缅甸，包括10万2560罗兴亚人、2万2430钦族（Chins）、2万9350其他种族。

虽然罗兴亚人是出生在缅甸的穆斯林，但因历史残留的问题，根据缅甸现行的国际法，他们并不受承认。

2010年代开始，罗兴亚人和缅甸政府的冲突再次爆发；2015年缅甸政府加大报复力度，2016年罗兴亚人组织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多次袭击军营；2017年8月，150名恐怖分子袭击若开邦，引发缅甸政府出动军队“清乡”，造成许多无辜平民死亡，这便是2017年罗兴亚难民危机和被种族清洗危机，许多罗兴亚人为保性命纷纷出逃。

无证外劳来寻生计，难民来避国难求活命

另外，还有来自全球50个国家，因为战火和被迫害而选择逃离故土的2万4570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分别是巴基斯坦6620人、也门3670人、叙利亚3270人、索马里3230人、阿富汗2640人、斯里兰卡1710人、伊拉克1210人、巴勒斯坦750人和其他。

性别比例则是68%为男性，32%为女性，然后有4万5720人为18岁以下的孩童。

在许多国人的思维里，“难民”和“无证外劳”经常会划上等号，然而这两者本质上就有很大的差别。

“无证外劳是来我国寻求生计，但是难民来我国是因为战争、被迫害，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群体。”联合国难民署吉隆坡办事处助理通讯官（Associate Communications Officer）颜蒂解释说。

在提到“难民”的时候，也许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衣衫褴褛、眼神惊慌迷茫、愁眉苦脸的群像，可实际上有一些难民具备高学历又或者拥有体面的工作。就像颜蒂所认识非常出色的两位艺术家就是难民，然而他们却不欲别人知悉他们“难民”的身分。

异地而处，倘若你原来在自己的国家是高学历或中产阶级，后来因为战乱或迫害，不得不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且处处歧视难民的国家，你又作何感想？

“难民”明明是受害者，为何要成为被歧视的群体？

●难民，是怎么来的？

罗兴亚难民在海上漂流的新闻时有所闻，但除了乘船，他们有的人是通过人蛇集团安排，渡河、步行偷渡入境，还有的人则是使用护照、签证，以游客的身分入境。

“很多难民，尤其是来自缅甸的，由于缅甸离我国较近，加上他们（罗兴亚人）不可能取得护照离开缅甸，所以他们无法乘坐飞机，只能步行或坐船。”

罗兴亚社区领袖莎伊达的亲身经历就证实了颜蒂的这一说法，当年她便是以夜色为掩护，冒着性命危险偷偷渡河过境，她的友人则是不眠不休地走了两天山路，自此对山林留下心理阴影。

难民一般会选择同乡聚集或熟人身处的国家，不会贸贸然前往一个自己毫无概念，毫无亲友人脉网的异国他乡。

比如1970年代开始，罗兴亚难民便陆陆续续前来我国避难，因此对于罗兴亚人而言，马来西亚并非一个陌生的国度。

“他们会从那些已在马来西亚定居的兄弟、叔伯或同乡了解基础的信息，这是第一步。”

当他们抵达大马后，会有各自的亲友、邻居接应，先安置下来，熟悉周遭环境。大约数个月后，由社区领袖联系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登记。

“即便是索马里或叙利亚的难民也是如此。”

●难民的困境

马来西亚并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也没有设置难民营，亦无任何难民福利框架或相关法律。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扮演着协助难民暂时在马来西亚定居的角色，会通过面谈的方式甄别身分的真实性，才会发放难民证。

尽管他们拥有难民证，但是依然不允许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他们最终变成无证打工的“无证外劳”，一旦遭到移民局逮捕，可能面临驱逐出境的命运。

“当他们遭到扣留时，我们会收集他们的难民证号码，然后呈交到联合国难民署去查证。但在过去3年，联合国难民署未能进入拘留所，仅有两个非政府组织可以进入。”罗兴亚妇女发展网络联合总监娜莎解释道。

“约有上千罗兴亚人被驱逐出境，我们无法一一确认身分，除非他们的亲属告知我们，但那种没有亲属的单身人士，真的不得而知了。”

一般的非法外劳一旦遭到扣留，会被遣返回国，可是缅甸政府并不承认罗兴亚人是公民，所以他们无处可遣返。因此，有的难民会被驱逐到马泰边境，有的则可能长期待在拘留所。

●难民上学难

虽然马来西亚理应只是难民们暂时逗留的“中转站”，等待着重新安置到其他接受难民的国家，然而因名额有限，最终仅少过5%的人获得重新安置。

这也意味着，他们极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余生，所生下的孩子亦自动成为只有难民证而无国籍的难民，哪怕他们在这片土地出生、成长，乃至于老死，也仅是无根浮萍。

持有难民证的孩子无法进入政府学校就读，只能到社区学校或每个月要交学费的难民学校上学。

娜莎提及，莎伊达以及她所认识的罗兴亚难民一旦有了收入，手头较为松动，就会汇款回缅甸给亲戚，并没有储蓄为未来作打算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是上苍赐予的生计，所以他们要回馈给他人。

“我很担忧，他们越有钱越大方。莎伊达有两名女儿需要去上学，需要交付学费。而且学费不菲。”

她说，例如位于冼都某难民学校的教育素质很高，具备缝纫、理发、烹饪等各种实践性高的技职培训课程，高中毕业后的学生可就地实习。

教育素质高低自然与学费价格挂钩，学前教育的学费每月就需要逾200令吉，这对于没有收入的难民来说只能望门兴叹，于是许多难民儿童面临失学。

“也有比较幸运的人，可以获得欧美国家的人资助，得以完成学业。”

当然，这也是少数的幸运儿。知识能改变命运，可是当他们面前有一堵名为“贫困”的墙，又该如何破墙而出，触碰这个扭转人生的按钮呢？

后记：

眼前自信，有点腼腆却不怯懦的莎伊达，让我想起数年前曾经采访的一名也是来自缅甸的罗兴亚儿童新娘。

那个小女孩虽然才15岁，但是不见少女的活泼明朗，只剩一片不属于她这年龄段的暮气沉沉。

被丈夫终日关在阴暗的家里，动辄被打骂，一方面想逃离，另一方面还想着生个孩子来换取丈夫的善待，这日子很苦，可是她却告诉我：“比起在家乡随时遭遇性命危险要好很多，至少我不担心会死。”

假设不是生在战乱的国家，她应该和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少女一样，享受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时光，慢慢长大，然后和自己所喜爱的人组织家庭，又或者追逐自己的梦想，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什么时候人类能学会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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