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和“無證外勞”的區別到底在哪兒呢？不都是通過非法途徑來到我們的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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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兒之後，是不是要我國的政府掏錢安置他們？佔用我們的資源？
這一連串的疑問是否一直在你腦海中縈繞？
●報道：本刊 葉洢穎
●攝影：本報 陳世偉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指出，截至2021年3月底，馬來西亞登記在冊的難民以及尋求庇護者有17萬8920人。
兩者的差別在於，只有已經取得難民證者才能被稱為難民（refugees），而申請尚未通過者則是尋求庇護者（asylum-seekers）。
在逾17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中，以來自緬甸的人最多。15萬4350人來自緬甸，包括10萬2560羅興亞人、2萬2430欽族（Chins）、2萬9350其他種族。
雖然羅興亞人是出生在緬甸的穆斯林，但因歷史殘留的問題，根據緬甸現行的國際法，他們並不受承認。
2010年代開始，羅興亞人和緬甸政府的衝突再次爆發；2015年緬甸政府加大報復力度，2016年羅興亞人組織若開邦羅興亞救世軍多次襲擊軍營；2017年8月，150名恐怖分子襲擊若開邦，引發緬甸政府出動軍隊“清鄉”，造成許多無辜平民死亡，這便是2017年羅興亞難民危機和被種族清洗危機，許多羅興亞人為保性命紛紛出逃。
無證外勞來尋生計，難民來避國難求活命
另外，還有來自全球50個國家，因為戰火和被迫害而選擇逃離故土的2萬4570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分別是巴基斯坦6620人、也門3670人、敘利亞3270人、索馬里3230人、阿富汗2640人、斯里蘭卡1710人、伊拉克1210人、巴勒斯坦750人和其他。
性別比例則是68%為男性，32%為女性，然後有4萬5720人為18歲以下的孩童。
在許多國人的思維裡，“難民”和“無證外勞”經常會劃上等號，然而這兩者本質上就有很大的差別。
“無證外勞是來我國尋求生計，但是難民來我國是因為戰爭、被迫害，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群體。”聯合國難民署吉隆坡辦事處助理通訊官（Associate Communications Officer）顏蒂解釋說。
在提到“難民”的時候，也許大家腦海裡會浮現出衣衫襤褸、眼神驚慌迷茫、愁眉苦臉的群像，可實際上有一些難民具備高學歷又或者擁有體面的工作。就像顏蒂所認識非常出色的兩位藝術家就是難民，然而他們卻不欲別人知悉他們“難民”的身分。
異地而處，倘若你原來在自己的國家是高學歷或中產階級，後來因為戰亂或迫害，不得不離鄉背井，到一個陌生且處處歧視難民的國家，你又作何感想？
“難民”明明是受害者，為何要成為被歧視的群體？
●難民，是怎麼來的？
羅興亞難民在海上漂流的新聞時有所聞，但除了乘船，他們有的人是通過人蛇集團安排，渡河、步行偷渡入境，還有的人則是使用護照、簽證，以遊客的身分入境。
“很多難民，尤其是來自緬甸的，由於緬甸離我國較近，加上他們（羅興亞人）不可能取得護照離開緬甸，所以他們無法乘坐飛機，只能步行或坐船。”
羅興亞社區領袖莎伊達的親身經歷就證實了顏蒂的這一說法，當年她便是以夜色為掩護，冒著性命危險偷偷渡河過境，她的友人則是不眠不休地走了兩天山路，自此對山林留下心理陰影。
難民一般會選擇同鄉聚集或熟人身處的國家，不會貿貿然前往一個自己毫無概念，毫無親友人脈網的異國他鄉。
比如1970年代開始，羅興亞難民便陸陸續續前來我國避難，因此對於羅興亞人而言，馬來西亞並非一個陌生的國度。
“他們會從那些已在馬來西亞定居的兄弟、叔伯或同鄉瞭解基礎的信息，這是第一步。”
當他們抵達大馬後，會有各自的親友、鄰居接應，先安置下來，熟悉周遭環境。大約數個月後，由社區領袖聯繫聯合國難民署註冊登記。
“即便是索馬里或敘利亞的難民也是如此。”
●難民的困境
馬來西亞並沒有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也沒有設置難民營，亦無任何難民福利框架或相關法律。
因此，聯合國難民署扮演著協助難民暫時在馬來西亞定居的角色，會通過面談的方式甄別身分的真實性，才會發放難民證。
儘管他們擁有難民證，但是依然不允許工作。只是為了謀生，他們最終變成無證打工的“無證外勞”，一旦遭到移民局逮捕，可能面臨驅逐出境的命運。
“當他們遭到扣留時，我們會收集他們的難民證號碼，然後呈交到聯合國難民署去查證。但在過去3年，聯合國難民署未能進入拘留所，僅有兩個非政府組織可以進入。”羅興亞婦女發展網絡聯合總監娜莎解釋道。
“約有上千羅興亞人被驅逐出境，我們無法一一確認身分，除非他們的親屬告知我們，但那種沒有親屬的單身人士，真的不得而知了。”
一般的非法外勞一旦遭到扣留，會被遣返回國，可是緬甸政府並不承認羅興亞人是公民，所以他們無處可遣返。因此，有的難民會被驅逐到馬泰邊境，有的則可能長期待在拘留所。
●難民上學難
雖然馬來西亞理應只是難民們暫時逗留的“中轉站”，等待著重新安置到其他接受難民的國家，然而因名額有限，最終僅少過5%的人獲得重新安置。
這也意味著，他們極有可能在這片土地上度過餘生，所生下的孩子亦自動成為只有難民證而無國籍的難民，哪怕他們在這片土地出生、成長，乃至於老死，也僅是無根浮萍。
持有難民證的孩子無法進入政府學校就讀，只能到社區學校或每個月要交學費的難民學校上學。
娜莎提及，莎伊達以及她所認識的羅興亞難民一旦有了收入，手頭較為鬆動，就會匯款回緬甸給親戚，並沒有儲蓄為未來作打算的概念，因為他們認為是上蒼賜予的生計，所以他們要回饋給他人。
“我很擔憂，他們越有錢越大方。莎伊達有兩名女兒需要去上學，需要交付學費。而且學費不菲。”
她說，例如位於冼都某難民學校的教育素質很高，具備縫紉、理髮、烹飪等各種實踐性高的技職培訓課程，高中畢業後的學生可就地實習。
教育素質高低自然與學費價格掛鉤，學前教育的學費每月就需要逾200令吉，這對於沒有收入的難民來說只能望門興嘆，於是許多難民兒童面臨失學。
“也有比較幸運的人，可以獲得歐美國家的人資助，得以完成學業。”
當然，這也是少數的幸運兒。知識能改變命運，可是當他們面前有一堵名為“貧困”的牆，又該如何破牆而出，觸碰這個扭轉人生的按鈕呢？
後記：
眼前自信，有點靦腆卻不怯懦的莎伊達，讓我想起數年前曾經採訪的一名也是來自緬甸的羅興亞兒童新娘。
那個小女孩雖然才15歲，但是不見少女的活潑明朗，只剩一片不屬於她這年齡段的暮氣沉沉。
被丈夫終日關在陰暗的家裡，動輒被打罵，一方面想逃離，另一方面還想著生個孩子來換取丈夫的善待，這日子很苦，可是她卻告訴我：“比起在家鄉隨時遭遇性命危險要好很多，至少我不擔心會死。”
假設不是生在戰亂的國家，她應該和馬來西亞絕大多數的少女一樣，享受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時光，慢慢長大，然後和自己所喜愛的人組織家庭，又或者追逐自己的夢想，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什麼時候人類能學會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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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之歌／01】若非面臨生命危險，誰願逃離故鄉？難民，首先是人 不是冰冷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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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两人第一次在吉隆坡举办这个全球性的漫步城市运动——Jane’s Walk。
“珍·雅各认为，走路是探索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很多的活动参与者都会反馈说‘我时常经过这里，从未注意到这个地方’。”出自于对吉隆坡城市的热爱，她们举办一场又一场免费的Jane’s Walk。
“我们办了更多的漫步活动、讲座，甚至在行程中设计互动式的活动，已经超出原本的Jane’s Walk ，于是在2022年决定成立 Kerja Jalan。”阿瓦蒂说明，两人在推动Jane’s Walk时，主要收集和分享社区故事。如今的Kerja Jalan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往上多了一层倡议目的，“比如鼓励大家多走路，告知参与者有发声和要求改变的权力。”
报道：本刊 陈星彤
图片：受访者提供
Jane’s Walk活动受欢迎
Jane’s Walk属于全球性的运动，而Kerja Jalan更着重于在地课题的延伸和回应。对此，拥有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城市学硕士学位的雅思敏进一步说明，“活动非常受欢迎，开放报名几小时就满了。后来我们象征性收一点费用，填补协调活动的开销。”
透过大众积极参与Kerja Jalan举办的活动，两人看见人们对在城市步行的渴望。之所以用马来文Kerja Jalan命名，一如字面上的意思“走路的工作”。但真正的核心还是“Jalan”本身，阿瓦蒂说：“它既可以指‘街道’，也可以是‘走路’这个动作。”对她们而言，“走”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它更是接触城市、体验社区的方式。
借着Kerja Jalan活动，两人也希望向大众传达：道路不但是为了汽车或商业利益而建，更应该照顾日常使用者，“比如行人、孩子、长者……每一个人。”
路线选择出自好奇
至于路线规划，她们表示都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从前没去过地方，抑或网上偶然刷到的一个帖文，都可能是两人的“选材”。在决定地点后，考察便是下一步。
“我们会观察这个区域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面向，如生活方式、建筑风貌、社区历史、公共空间等。偶尔也会有当地居民或NGO，希望我们能协助在社区办活动。”在正式组成Kerja Jalan后，她们会视地点或团体的需求，不只专注社区故事，也会增加无障碍空间或行人友善等课题。
“每一场步行活动的性质都不一样，我们在策划路线和内容上非常开放。”她们曾以“身障群体如何在城市中移动”为主题办步行活动，也配合过《巴生河·乐！文化节》带领参与者环绕旧巴生路行走，认识当地历史和河流地景。
“我们过去的Jalan Gasing活动，当地的一个居民也是建筑师。我们邀请他从建筑的角度，讲解社区里的建筑风格。”
从轻松的社区探索，到严肃的公共议题——Kerja Jalan都会因合作对象和目标群体而有所不同。近期，她们也办起专属儿童的走路运动。
“马路很危险”是谁的问题？
“小朋友在城市里走路很危险”的观念深植脑海，雅思敏表示，这恰恰是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疑问。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良好的国家，基础设施也不算差，但为何我们还是会把‘孩子在街上走’视为危险呢？这是不正常的。”她补充，日本的孩童一个人搭地铁或步行回家，“这说明不是不可能发生，而是我们城市的街道的设计不够友善和安全。”
为了让小孩能安全参与，她们事前进行缜密的规划，确保路线安全的同时，不单是“走”，也要设计小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像是观察周遭后要求孩童在绘本上作画，又或者在等待交通灯时，引导他们“数时间”。
“孩子们边倒数边惊讶——哇，居然要等88秒耶！”在等待的时间里看，一群人站在车龙中，吸着二手废气，而小孩的身高正好平行于汽车排气管的高度；反之，开车的人舒服地在开着冷气的车子内等待绿灯。
“红绿灯的设计，恰恰凸显了城市里的‘优先顺序’。我们把汽车放在第一位，不是人。希望从这样活动，小孩能意识到城市空间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有收获的不单是孩童，父母也是。那些在大人眼中看似习以为常的日常，若以小孩的角度出发又有了另个视角，雅思敏说：“对家长来说，也重新认识了吉隆坡。”
人人都是城市专家
Kerja Jalan抱持着“人在城市走路”的核心，要人们亲自去体会一座城市的阡陌设计，她们认为人人都是城市里的专家。这正是城市研究者珍·雅各所强调的观点——城市的知识来自生活经验，不只是出自书本里的理论。
“你不需要成为建筑师，也不需要成为城市规划师，这些小孩长大后，无论抱负和梦想是什么，我们希望他们从小开始懂得关注自己所处的社区是否安全，是否宜居。”
跟着Kerja Jalan走在路与路之间，许多不曾注意的细节一一尽显。
“我是一名新手妈妈，推婴儿车走在人行道上斜坡，发现少了衔接的台阶。如果宝宝刚好在睡觉，突然的一震都会被惊醒。”雅思敏表示，城市里的行人道缺乏连续性以及全面性的情况不少见。城市规划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男性视觉出发，她接着说。
缺乏女性视觉的城市设计
男性所主导的城市设计，指的是当一座城市在规划与空间使用上的设想与执行，主要围绕男性的生活和行动展开。
“女性出行的方式跟男性不一样，我们一天会跑好几个地方，带小孩、买菜、探望父母……男性相对比较单一，从家到办公室、办公室到家。为什么地铁班次只在通勤的高峰时间更频密？其实那个时段，父母也很需要用到公共交通啊。”
雅思敏解释，过去城市的规划，几乎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设计重点是“如何让上班族（主要是男性）更快抵达办公室”，不曾思考其他性别、身分者，尤其是照顾者、长辈、小孩的需求。因此，她认为在一座城市设计中必须增加“性别视角”，让更多人的声音被听见。
“现在的情况有一点转变，以男性为主的规划，慢慢朝‘性别敏感’靠近，但仍需要更多讨论与实践。”
“步行审计”激发讨论
比起一般的走街旅游导览，她们更倾向以“步行审计”（walk audit）说明Kerja Jalan这几年的努力。阿瓦蒂希望参与者在走路时，观察周遭公共设施的不足，是否适宜步行等问题，激起讨论。
“我们的活动只是提供一个工具，协助提高人们的公共意识，比如行人道被破坏，环境污染等。人们也会因此采取行动，向地方政府问责等等，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安全宜居。”
对两人来说，她们现在所做的也是记录的一环，因为城市的发展太快，谁也无法保住失去的地景。雅思敏以高速公路的建造为例，一层又一层的高架公路，中断社区的连续性。
马路变多了，车能开得更快了，但人却无路可走。
“有时候我们没有控制权，但从规划指南来看，市民确实有权对自己的城市发表意见，只是我们长时间忽视了这种权利。”
谁是珍．雅各？
珍·雅各（Jane Jacobs，1916–2006）是出生于美国、后归化为加拿大的城市研究者、记者与社会活动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思想家之一。她主张以人为本、社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反对以高楼与宽马路为主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她最著名的著作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书中批判当时主流的城市更新模式，强调街道活力、多元用途与社区参与对城市生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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