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之歌／02】難民不是無證外勞，他們只是無根浮萍

在逾17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中，以來自緬甸的人最多。15萬4350人來自緬甸，包括10萬2560羅興亞人、2萬2430欽族（Chins）、2萬9350其他種族。

雖然羅興亞人是出生在緬甸的穆斯林，但因歷史殘留的問題，根據緬甸現行的國際法，他們並不受承認。

2010年代開始，羅興亞人和緬甸政府的衝突再次爆發；2015年緬甸政府加大報復力度，2016年羅興亞人組織若開邦羅興亞救世軍多次襲擊軍營；2017年8月，150名恐怖分子襲擊若開邦，引發緬甸政府出動軍隊“清鄉”，造成許多無辜平民死亡，這便是2017年羅興亞難民危機和被種族清洗危機，許多羅興亞人為保性命紛紛出逃。

無證外勞來尋生計，難民來避國難求活命

另外，還有來自全球50個國家，因為戰火和被迫害而選擇逃離故土的2萬4570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分別是巴基斯坦6620人、也門3670人、敘利亞3270人、索馬里3230人、阿富汗2640人、斯里蘭卡1710人、伊拉克1210人、巴勒斯坦750人和其他。

性別比例則是68%為男性，32%為女性，然後有4萬5720人為18歲以下的孩童。

在許多國人的思維裡，“難民”和“無證外勞”經常會劃上等號，然而這兩者本質上就有很大的差別。

“無證外勞是來我國尋求生計，但是難民來我國是因為戰爭、被迫害，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群體。”聯合國難民署吉隆坡辦事處助理通訊官（Associate Communications Officer）顏蒂解釋說。

在提到“難民”的時候，也許大家腦海裡會浮現出衣衫襤褸、眼神驚慌迷茫、愁眉苦臉的群像，可實際上有一些難民具備高學歷又或者擁有體面的工作。就像顏蒂所認識非常出色的兩位藝術家就是難民，然而他們卻不欲別人知悉他們“難民”的身分。

異地而處，倘若你原來在自己的國家是高學歷或中產階級，後來因為戰亂或迫害，不得不離鄉背井，到一個陌生且處處歧視難民的國家，你又作何感想？

“難民”明明是受害者，為何要成為被歧視的群體？

●難民，是怎麼來的？

羅興亞難民在海上漂流的新聞時有所聞，但除了乘船，他們有的人是通過人蛇集團安排，渡河、步行偷渡入境，還有的人則是使用護照、簽證，以遊客的身分入境。

“很多難民，尤其是來自緬甸的，由於緬甸離我國較近，加上他們（羅興亞人）不可能取得護照離開緬甸，所以他們無法乘坐飛機，只能步行或坐船。”

羅興亞社區領袖莎伊達的親身經歷就證實了顏蒂的這一說法，當年她便是以夜色為掩護，冒著性命危險偷偷渡河過境，她的友人則是不眠不休地走了兩天山路，自此對山林留下心理陰影。

難民一般會選擇同鄉聚集或熟人身處的國家，不會貿貿然前往一個自己毫無概念，毫無親友人脈網的異國他鄉。

比如1970年代開始，羅興亞難民便陸陸續續前來我國避難，因此對於羅興亞人而言，馬來西亞並非一個陌生的國度。

“他們會從那些已在馬來西亞定居的兄弟、叔伯或同鄉瞭解基礎的信息，這是第一步。”

當他們抵達大馬後，會有各自的親友、鄰居接應，先安置下來，熟悉周遭環境。大約數個月後，由社區領袖聯繫聯合國難民署註冊登記。

“即便是索馬里或敘利亞的難民也是如此。”

●難民的困境

馬來西亞並沒有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也沒有設置難民營，亦無任何難民福利框架或相關法律。

因此，聯合國難民署扮演著協助難民暫時在馬來西亞定居的角色，會通過面談的方式甄別身分的真實性，才會發放難民證。

儘管他們擁有難民證，但是依然不允許工作。只是為了謀生，他們最終變成無證打工的“無證外勞”，一旦遭到移民局逮捕，可能面臨驅逐出境的命運。

“當他們遭到扣留時，我們會收集他們的難民證號碼，然後呈交到聯合國難民署去查證。但在過去3年，聯合國難民署未能進入拘留所，僅有兩個非政府組織可以進入。”羅興亞婦女發展網絡聯合總監娜莎解釋道。

“約有上千羅興亞人被驅逐出境，我們無法一一確認身分，除非他們的親屬告知我們，但那種沒有親屬的單身人士，真的不得而知了。”

一般的非法外勞一旦遭到扣留，會被遣返回國，可是緬甸政府並不承認羅興亞人是公民，所以他們無處可遣返。因此，有的難民會被驅逐到馬泰邊境，有的則可能長期待在拘留所。

●難民上學難

雖然馬來西亞理應只是難民們暫時逗留的“中轉站”，等待著重新安置到其他接受難民的國家，然而因名額有限，最終僅少過5%的人獲得重新安置。

這也意味著，他們極有可能在這片土地上度過餘生，所生下的孩子亦自動成為只有難民證而無國籍的難民，哪怕他們在這片土地出生、成長，乃至於老死，也僅是無根浮萍。

持有難民證的孩子無法進入政府學校就讀，只能到社區學校或每個月要交學費的難民學校上學。

娜莎提及，莎伊達以及她所認識的羅興亞難民一旦有了收入，手頭較為鬆動，就會匯款回緬甸給親戚，並沒有儲蓄為未來作打算的概念，因為他們認為是上蒼賜予的生計，所以他們要回饋給他人。

“我很擔憂，他們越有錢越大方。莎伊達有兩名女兒需要去上學，需要交付學費。而且學費不菲。”

她說，例如位於冼都某難民學校的教育素質很高，具備縫紉、理髮、烹飪等各種實踐性高的技職培訓課程，高中畢業後的學生可就地實習。

教育素質高低自然與學費價格掛鉤，學前教育的學費每月就需要逾200令吉，這對於沒有收入的難民來說只能望門興嘆，於是許多難民兒童面臨失學。

“也有比較幸運的人，可以獲得歐美國家的人資助，得以完成學業。”

當然，這也是少數的幸運兒。知識能改變命運，可是當他們面前有一堵名為“貧困”的牆，又該如何破牆而出，觸碰這個扭轉人生的按鈕呢？

後記：

眼前自信，有點靦腆卻不怯懦的莎伊達，讓我想起數年前曾經採訪的一名也是來自緬甸的羅興亞兒童新娘。

那個小女孩雖然才15歲，但是不見少女的活潑明朗，只剩一片不屬於她這年齡段的暮氣沉沉。

被丈夫終日關在陰暗的家裡，動輒被打罵，一方面想逃離，另一方面還想著生個孩子來換取丈夫的善待，這日子很苦，可是她卻告訴我：“比起在家鄉隨時遭遇性命危險要好很多，至少我不擔心會死。”

假設不是生在戰亂的國家，她應該和馬來西亞絕大多數的少女一樣，享受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時光，慢慢長大，然後和自己所喜愛的人組織家庭，又或者追逐自己的夢想，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什麼時候人類能學會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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