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被遺忘的河流老故事

自1841年白人拉者時期起，砂拉越才有了比較詳細的歷史記錄。此前的記錄不多，而且極為零碎，就從事地方研究而言乃一大障礙。

以砂拉越河為例，從山都望的河口地帶，溯河而至上游地區，很早以前就有人文活動，但缺乏完整的記錄。即便在過去將近200年的時間裡，作為砂拉越行政中心而且歷經多個歷史時期的古晉老街，在1841年以前的記錄也泛善可陳。

新近出版的《Sarawak River Valley: Early Times to 1840 Santubong Kuching Brunei》（2020）是由Suriani Binti Sahari和Tom McLaughlin聯合撰寫，針對砂拉越河沿岸進行調查和口述採集，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資料可以作為參考。

早在白人拉者以前，華人和印度人已經在古晉活動，唯人數不多。白人拉者時代，華人受到鼓勵而南來開墾經商者日多，1848年“古晉已經有華人市集（bazaar）和印度人市集，儘管規模很小”（Sketches of Our Life at Sarawak, Harriette McDougall）。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古晉老街在更早以前曾經有達雅人的聚落，《Sarawak River Valley》的口述採集在這方面進行了補充。位在百年老街東側的貓眼嶺（Bukit Mata），過去畢達友族（陸達雅族）稱之為Suang Norwang；河對岸咫尺之遙的阿斯塔納（Astana）州長府，則是Pulau Sigoyang，這兩個畢達友部落的村民皆來自山都望，具體年份不詳。

伊班長屋遷移痕跡

從伊班族（海達雅族）的口述中，我們得知貓眼嶺也曾經有過一座伊班長屋，具體位置就在今天的希爾頓大酒店，而伊班人將這個山頭稱為Bukit Senarum。這座長屋毗鄰一條河流，伊班人稱之為Sungai Aki，意思是“祖父之河”。相傳詹姆士‧布洛克掌權之後，將有關長屋遷移到畢達拿地區（當時稱為Pelanak，後來華人叫成Patanak），同時在原址種植龍眼樹（Pokok Mata Kucing），而Sungai Aki也“配合”龍眼樹的種植，易名為古晉河（Sungai Kuching）。1856年，這座長屋的舊址，又成為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的總部和貨倉，直到希爾頓酒店取而代之為止。

古晉河是砂拉越河的支流，源頭可溯至今日的蓄水池所在的山丘，早年據說來自上游與海口區的小商船，會就近停泊在古晉河畔，以便和古晉河西岸的華人店家做買賣。福建人南來之時，也選擇在古晉河旁邊定居與從商，這點可以從福建人的鳳山寺廣澤尊王廟建設於此得到佐證。還有一點，古晉河河口部分，另有一座或許建於1820年之前的大伯公廟，更可以說明這條河早年之重要。

原有Sungai Aki的伊班長屋遷至畢達拿後，它的名字是Panglima Ijau，具體位置即今日打鐵街的公寓處。Pelanak這個名字，在伊班話的意思是“家庭群體”。此外，鄰近的浮羅岸地區，另有一座伊班長屋，據知早在布洛克抵步前已經存在。

英文報專欄作者Uncle Di在《The tribe of Padungan》一文中，引述了《The Anglican Church in Borneo 1848-1962》（Brian Taylor）文中的資料，也提及浮羅岸有達雅人的部落，而且相信位在詔安路的某個墓園，正是這座達雅長屋的先輩入土為安之處。

浮羅岸地區在1920年代開始啟動現代化發展之際，我們得知當地的馬來甘榜搬遷到鄰近盟都路（Jalan Mendu）一帶，卻未見有關伊班長屋搬遷的資料。初步推測，長屋應當是和馬來甘榜同步遷離，在盟都路的村子中確實居住著一些伊班家庭。

至於畢達拿地區，我們知道當地自1930年代至1960年代間，是聚居著數千人的興化漁村，人們慣稱為“網寮”。與網寮相鄰的打鐵街，則是客家人經營的一排打鐵鋪，“打鐵街”一名由此而來。從時間點來推測，原有位在此處的伊班長屋，很有可能在1920年代也跟著浮羅岸的長屋遷走。

銻礦引發汶萊馬來人擁入

《Sarawak River Valley》還有一筆記錄，指出在1820年代，“在馬可大之後約有200至300名華人抵達古晉”，他們就定居在今天的古晉老巴剎一帶。印度人的村落也在此時出現，而馬來人的甘榜則位在清真寺（Masjid Besar的前身）一側。

馬可大是在砂拉越河上游石隆門地區發現銻礦以後，受汶萊蘇丹任命為砂拉越的本依蘭（Pengiran，相當於總督），主要目的相信是要管理有關礦產。當時，銻礦的出口可以經由砂拉越河或運往西加里曼丹的三發河，再轉運到新加坡。此外，砂拉越河沿岸還有不少紅樹沼澤林，每逢漲潮時，也可以行船通過。為了加強對銻礦的控制，杜絕私運，馬可大逐步推出各種苛捐雜稅，引發了砂拉越本土馬來人和達雅人的不滿，暴發內戰。

1834年，汶萊蘇丹派出其侄子拉惹慕達哈欣到砂拉越來平亂，隨同前來的還有其13位兄弟，然而汶萊馬來人的擁入卻進一步激化和砂拉越馬來人的衝突，以致在1839年製造了可乘之機，詹姆士‧布洛克因此找到立足之地。

據說砂拉越沿岸許多馬來甘榜的設立，都和慕達哈欣的13位兄弟有關，而各個甘榜的居民中，又有來自不同地區的社群，比如爪哇人、米南加保人、博雅人等。

除了老街一帶，古晉地區還有不少地名，顯示早年還有其他的達雅族、比沙亞族、加央族等的聚落，有很多故事仍有待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