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最前线／01】在ICU,生死是一场博弈
“三年零八个月”、“八年抗战”、“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每当翻开历史书看见这些字眼时，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名词，就算在观赏有关题材的影视剧，也只会感叹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片中人如果能再坚持坚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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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9冠状病毒病来袭，我们身处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没有哪本书哪个人能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期限，何时才是尽头，在一次又一次数字回落，光明在即的时候，数字忽然暴涨，希望的小小火苗瞬间被冬天的雪水浇灭，然后迅速封冻。
于是，这才真正地体会到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们那种无望。
身在大后方的我们，尚且如此沮丧，那么从2020年就开始在前面奋战的前线人员，又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在申请约访双溪毛糯医院之时，每日新增病例曾一度降到八百多宗，加上开始施打疫苗，当下心生欣慰，觉得昏暗的天空出现一线曙光。
万万没料到的是，就在专访前一周，每日新增病例突然飙升至二千多宗，逼近3000宗，像是哪里吹来一朵巨大的乌云恰恰遮住那一抹微弱的光芒，眼前还是一片漆黑。耳边传来救护车“呜呜呜”的鸣笛声好像又比之前频繁，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总能听到这种令人不由自主恐慌的声响。
双溪毛糯医院既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此刻应该兵荒马乱吧？我想。
然而，“安静”却是我对周一上午双溪毛糯医院的唯一形容词。与在网上看到许多国外疫情紧张、医院大堂挤满人、医护人员熙来攘往的画面不同，这里太安静。
通往病房的走廊已经被铁栅拦起，我跟着医院公关部工作人员的脚步，穿过一条又一条空荡荡的走廊，见到的人屈指可数，说话声音稍微大点，仿佛都能听到回声。
一直到在深切治疗部（ICU）奋战的黄嘉诚医生穿着一身便服，戴着口罩都遮掩不住的倦容出现在我面前，因长时间戴个人防护设备（PPE）导致眉额间的肌肤泛红，这才能令我深刻地感受到平静表面下的波涛汹涌。
“我今天差点忘记（专访），”黄嘉诚言语透着疲惫，“整个雪兰莪（疫情）已经很糟糕（in a mess）。太严重，太严重。”
此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才刚开始的专访被稍稍打断，原来那是来自雪州ICU主管查问现况的来电。
去年3月，出于50岁以上的人群是高风险群体的考量，黄嘉诚等一众年轻力壮的医生成为前线主力，他本人亦是全国拥有最多床位的加护病房负责人。
加护病房爆满，医护人员接力抗战
双溪毛糯医院的ICU病房基于目前有限的人力资源，已增至70张病床，但如今已宣告满员，有的原本应该要住进ICU的患者，也只能安排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
他是统筹和调配ICU病床的负责人，一旦其他政府医院的ICU有空缺，便立即将情况较稳定的患者转移。“因为他们在普通病房没法得到专门的照护，他们需要一直被看着，一旦氧气过低，心脏就会停掉。”
“在ICU里，理论上应该1名护士照看1名患者，但是疫情期间，1名护士就要兼顾2名患者。”
疫情也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式，比如PPE再也不离身。“以前我们可以不穿PPE就进ICU查看病人的情况，现在很辛苦，因为要长时间穿着PPE待在里面。出来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伤口，口鼻也很干。”
“有时候PPE会面临有限或短缺的问题，不能一直穿进穿出以节省PPE。”
所幸的是，相比起国外疫情更为严重的地方，医护人员为了减少替换PPE而选择穿戴成人纸尿裤的窘境，我国的情况要好很多。而且工作时间上的安排也比较合理，基本是轮班制，每日工作时间从早上8时至下午3时左右就能等来下一班医护人员接力。
“我们有待命机制（on call system），基本上是24小时on call，但我们不能穿着PPE在里面待那么久，因为很辛苦。曾试过一个同事穿着PPE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才出来，超过10小时。”
这样没日没夜的忙碌，一直持续到2020年的6月至8月，新增病例下降后，他们方得喘息空间，休假一段时间。只是好景不长，11月又开始反弹，他们再次陷入“抗战”的状态。
“什么时候会完？我真的不知道。2020年3月我来完成我最后的深切治疗培训，6月时病例下降，我还以为已经过去了（Over come），可是一波接一波，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希望每个人打了疫苗，能让传播率变低一点。我只是害怕病毒会有很多变异。”
当抢救无效果，最难言是“放手”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前线的黄嘉诚尽量减少回父母家的机会，尽管他非常挂心有肾病且中过风的年迈父亲。“像他这样的人群，一旦确诊了大多数死路一条。我跟爸爸说如果你确诊了，进了ICU，我是不会帮你上机器了，因为我不想你辛苦。”他轻皱着眉，语气听上去有些许哀伤，却说出最理性的话。
“因为我看太多这种情况的病人，即使上了机器，也只能延长一段时间就走了。”他无奈地说，我国的国民仿佛已经放弃了，出入没有遵守SOP、近距离接触等等。“现在又一波疫情到来，进入ICU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肥胖的人，进来的有120kg或130kg的。”
“这体型的患者，需要吸氧时往往需要10位以上的护士帮忙翻身。”
他说，疫情至今，医院完全禁止病人家属前来探访，可是家属的支持对重症患者来说尤为重要。“你可以想像年迈的患者已经病危，见不到人，只看到穿得像太空人的我们，他们会被吓到。所以我后来就让他们跟家属视频连线，以便他们能振作，继续（和病毒）作战赢得战争。”
除了给患者施救，他们每天都会与患者家属对话汇报病情进展，而最难说出口的永远是劝服病危患者的家属放手（Let Go）。
“对于那些病况已经很差的患者，我们会告诉家属其实不该再尝试过多的施救，因为这会令患者非常痛苦。药物可以续命，但我们并非每次都能战胜病毒，我们要确保患者的利益。这些很难通过电话说明的。”
可是若设身处地代入，“放弃”挚爱的家人谈何容易？特别是没有亲眼目睹的情况下，一般人都难以接受。因此，黄嘉诚和其团队才会每日汇报病情，亲自和家属讲解，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以防最坏的一步到来。
“在经过两三周的治疗，如果患者已经器官衰竭，又或者离开了ICU，生活已经没有质量可言等等，我们会劝说家属。其实大多数人会接受的，只有小部分的人不愿意放手，也许是出于内疚。”
这是因为他们就是传染病毒给至亲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们无法放手。
“这种沟通技巧是很困难，我也是通过这次疫情才学会。”
当医疗资源匮乏，医生就要选择
黄嘉诚透露，目前ICU的死亡率介于17%至20%，即每5名患者便有1人死亡，但当确诊人数节节攀升，患者蜂拥而至时，死亡率预料将会翻倍。
“一来是不及救治，二来是床位不够，然后医生就要面临选择。”
在医疗资源匮乏时，医生面前分别有一名80岁的患者和一名30岁的患者，考虑到年轻患者还有更长远的路可以走，仅有的医疗资源肯定会倾向后者，这种残酷的选择，我们称之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这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过得了自己的良心，在疫情期间，我们必须要有原则和规范（protocol），否则会被质疑。”
他坦言，在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间，他就做过“选择”。在那段时间，有288人入住ICU，平均每日有10人进入ICU，而在疫情之前，即便是最繁忙的大医院，一日也不过有5至6名重症患者，这意味着ICU的患者已经翻倍。
“其实普通病房的医生也在选择，比如一些患者已经是癌症末期，又或者年事已高，无法走动的，一般也不会推荐进来ICU，让他们好好度过最后的时光。”
“每日见惯生死后，会麻木吗？”我问。
“这是ICU的一部分，我会尽我所能，尽量救治更多的人。如果救不到那些年轻的患者，我会难过。”于是，他通过运动、锻炼舒缓日渐增加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疲劳，同时也跟其他同事打气加油。
“谢谢你。”
采访结束后，在黄嘉诚准备重回战场之前，我说。除了由衷的一句“谢谢”，我已经找不到哪些词汇承载他们所付出的重量，这些看似固若金汤之人，其实不过也是血肉之身，希望他们的付出不会被辜负，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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