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最前線／01】在ICU,生死是一場博弈
“三年零八個月”、“八年抗戰”、“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每當翻開歷史書看見這些字眼時，對我們來說不過是一個名詞，就算在觀賞有關題材的影視劇，也只會感嘆戰爭很快就要結束，片中人如果能再堅持堅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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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9冠狀病毒病來襲，我們身處在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中，沒有哪本書哪個人能告訴我們這場戰爭的期限，何時才是盡頭，在一次又一次數字回落，光明在即的時候，數字忽然暴漲，希望的小小火苗瞬間被冬天的雪水澆滅，然後迅速封凍。
於是，這才真正地體會到當時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們那種無望。
身在大後方的我們，尚且如此沮喪，那麼從2020年就開始在前面奮戰的前線人員，又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在申請約訪雙溪毛糯醫院之時，每日新增病例曾一度降到八百多宗，加上開始施打疫苗，當下心生欣慰，覺得昏暗的天空出現一線曙光。
萬萬沒料到的是，就在專訪前一週，每日新增病例突然飆升至二千多宗，逼近3000宗，像是哪裡吹來一朵巨大的烏雲恰恰遮住那一抹微弱的光芒，眼前還是一片漆黑。耳邊傳來救護車“嗚嗚嗚”的鳴笛聲好像又比之前頻繁，無論是白天還是夜裡，總能聽到這種令人不由自主恐慌的聲響。
雙溪毛糯醫院既是主要的戰場，此時此刻應該兵荒馬亂吧？我想。
然而，“安靜”卻是我對週一上午雙溪毛糯醫院的唯一形容詞。與在網上看到許多國外疫情緊張、醫院大堂擠滿人、醫護人員熙來攘往的畫面不同，這裡太安靜。
通往病房的走廊已經被鐵柵攔起，我跟著醫院公關部工作人員的腳步，穿過一條又一條空蕩蕩的走廊，見到的人屈指可數，說話聲音稍微大點，彷彿都能聽到回聲。
一直到在深切治療部（ICU）奮戰的黃嘉誠醫生穿著一身便服，戴著口罩都遮掩不住的倦容出現在我面前，因長時間戴個人防護設備（PPE）導致眉額間的肌膚泛紅，這才能令我深刻地感受到平靜表面下的波濤洶湧。
“我今天差點忘記（專訪），”黃嘉誠言語透著疲憊，“整個雪蘭莪（疫情）已經很糟糕（in a mess）。太嚴重，太嚴重。”
此時，他的手機鈴聲響起，才剛開始的專訪被稍稍打斷，原來那是來自雪州ICU主管查問現況的來電。
去年3月，出於50歲以上的人群是高風險群體的考量，黃嘉誠等一眾年輕力壯的醫生成為前線主力，他本人亦是全國擁有最多床位的加護病房負責人。
加護病房爆滿，醫護人員接力抗戰
雙溪毛糯醫院的ICU病房基於目前有限的人力資源，已增至70張病床，但如今已宣告滿員，有的原本應該要住進ICU的患者，也只能安排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療。
他是統籌和調配ICU病床的負責人，一旦其他政府醫院的ICU有空缺，便立即將情況較穩定的患者轉移。“因為他們在普通病房沒法得到專門的照護，他們需要一直被看著，一旦氧氣過低，心臟就會停掉。”
“在ICU裡，理論上應該1名護士照看1名患者，但是疫情期間，1名護士就要兼顧2名患者。”
疫情也改變了他的工作方式，比如PPE再也不離身。“以前我們可以不穿PPE就進ICU查看病人的情況，現在很辛苦，因為要長時間穿著PPE待在裡面。出來的時候，也會有很多傷口，口鼻也很乾。”
“有時候PPE會面臨有限或短缺的問題，不能一直穿進穿出以節省PPE。”
所幸的是，相比起國外疫情更為嚴重的地方，醫護人員為了減少替換PPE而選擇穿戴成人紙尿褲的窘境，我國的情況要好很多。而且工作時間上的安排也比較合理，基本是輪班制，每日工作時間從早上8時至下午3時左右就能等來下一班醫護人員接力。
“我們有待命機制（on call system），基本上是24小時on call，但我們不能穿著PPE在裡面待那麼久，因為很辛苦。曾試過一個同事穿著PPE從早上8點到下午6點才出來，超過10小時。”
這樣沒日沒夜的忙碌，一直持續到2020年的6月至8月，新增病例下降後，他們方得喘息空間，休假一段時間。只是好景不長，11月又開始反彈，他們再次陷入“抗戰”的狀態。
“什麼時候會完？我真的不知道。2020年3月我來完成我最後的深切治療培訓，6月時病例下降，我還以為已經過去了（Over come），可是一波接一波，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
“希望每個人打了疫苗，能讓傳播率變低一點。我只是害怕病毒會有很多變異。”
當搶救無效果，最難言是“放手”
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在前線的黃嘉誠儘量減少回父母家的機會，儘管他非常掛心有腎病且中過風的年邁父親。“像他這樣的人群，一旦確診了大多數死路一條。我跟爸爸說如果你確診了，進了ICU，我是不會幫你上機器了，因為我不想你辛苦。”他輕皺著眉，語氣聽上去有些許哀傷，卻說出最理性的話。
“因為我看太多這種情況的病人，即使上了機器，也只能延長一段時間就走了。”他無奈地說，我國的國民彷彿已經放棄了，出入沒有遵守SOP、近距離接觸等等。“現在又一波疫情到來，進入ICU的年輕患者越來越多，尤其是肥胖的人，進來的有120kg或130kg的。”
“這體型的患者，需要吸氧時往往需要10位以上的護士幫忙翻身。”
他說，疫情至今，醫院完全禁止病人家屬前來探訪，可是家屬的支持對重症患者來說尤為重要。“你可以想像年邁的患者已經病危，見不到人，只看到穿得像太空人的我們，他們會被嚇到。所以我後來就讓他們跟家屬視頻連線，以便他們能振作，繼續（和病毒）作戰贏得戰爭。”
除了給患者施救，他們每天都會與患者家屬對話彙報病情進展，而最難說出口的永遠是勸服病危患者的家屬放手（Let Go）。
“對於那些病況已經很差的患者，我們會告訴家屬其實不該再嘗試過多的施救，因為這會令患者非常痛苦。藥物可以續命，但我們並非每次都能戰勝病毒，我們要確保患者的利益。這些很難通過電話說明的。”
可是若設身處地代入，“放棄”摯愛的家人談何容易？特別是沒有親眼目睹的情況下，一般人都難以接受。因此，黃嘉誠和其團隊才會每日彙報病情，親自和家屬講解，讓他們做好心理準備，以防最壞的一步到來。
“在經過兩三週的治療，如果患者已經器官衰竭，又或者離開了ICU，生活已經沒有質量可言等等，我們會勸說家屬。其實大多數人會接受的，只有小部分的人不願意放手，也許是出於內疚。”
這是因為他們就是傳染病毒給至親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們無法放手。
“這種溝通技巧是很困難，我也是通過這次疫情才學會。”
當醫療資源匱乏，醫生就要選擇
黃嘉誠透露，目前ICU的死亡率介於17%至20%，即每5名患者便有1人死亡，但當確診人數節節攀升，患者蜂擁而至時，死亡率預料將會翻倍。
“一來是不及救治，二來是床位不夠，然後醫生就要面臨選擇。”
在醫療資源匱乏時，醫生面前分別有一名80歲的患者和一名30歲的患者，考慮到年輕患者還有更長遠的路可以走，僅有的醫療資源肯定會傾向後者，這種殘酷的選擇，我們稱之為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這真的很不容易。我們要過得了自己的良心，在疫情期間，我們必須要有原則和規範（protocol），否則會被質疑。”
他坦言，在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他就做過“選擇”。在那段時間，有288人入住ICU，平均每日有10人進入ICU，而在疫情之前，即便是最繁忙的大醫院，一日也不過有5至6名重症患者，這意味著ICU的患者已經翻倍。
“其實普通病房的醫生也在選擇，比如一些患者已經是癌症末期，又或者年事已高，無法走動的，一般也不會推薦進來ICU，讓他們好好度過最後的時光。”
“每日見慣生死後，會麻木嗎？”我問。
“這是ICU的一部分，我會盡我所能，儘量救治更多的人。如果救不到那些年輕的患者，我會難過。”於是，他通過運動、鍛鍊舒緩日漸增加的精神壓力和身體疲勞，同時也跟其他同事打氣加油。
“謝謝你。”
採訪結束後，在黃嘉誠準備重回戰場之前，我說。除了由衷的一句“謝謝”，我已經找不到哪些詞彙承載他們所付出的重量，這些看似固若金湯之人，其實不過也是血肉之身，希望他們的付出不會被辜負，不會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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