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強／後默迪卡時代的建築思潮

馬來西亞成立之後，現代主義的都市建設及大量新式建築湧現，尤其在首都吉隆坡，許多新式的酒店及辦公建築湧現，社會文化表面看起來相當開放且進步，到處呈現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然而過了不久，現代主義的簡約性削弱了族群的文化及歷史意識，反而使一些族群產生族群地位沒落的危機感，最後形成一股反思浪潮。

事實上，在獨立的前後幾年，各族群在政治上已經有相當明顯的排擠及角力現象，每一個族群都希望可以在政治上爭取到最有利的地位，為了鞏固自身在政黨裡的地位，一些政治人物開始操作族群文化情緒，以族群危機或困境等政治口號爭取出位。到了1965年，新加坡因族群政治的現實問題脫離馬來西亞，爾後在馬來西亞以馬來精英主導的執政黨巫統內部出現意見分歧。其中，進步派主張多元融合政治概念，而保守派則堅持維護馬來民族的基本利益以及在國家上應享有特殊地位。如此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得族群的文化意識重新抬頭。

1969年，巫統內部的意識型態之爭以及族群政治的對立，最終釀成513事件，在吉隆坡幾個地點爆發了激烈的族群衝突。當時官方對513事件的發生歸咎於各族之間的政治以及經濟能力差異，遂而在1971年推行以扶助土著為主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及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將馬來民族及原住民統一稱為土著（Bumiputra），在各種政策中賦予優先的地位。

尤其在文化政策當中，政府為了鞏固族群的地位，以馬來及伊斯蘭文化為國家文化發展的主流價值，其他文化在不影響土著文化地位的前提下，可以納入國家文化發展體系之中。在實行國家文化政策之後，政府將資源投入在土著文化建設當中，其他族群尤其華、印裔漸漸感受到被政府忽略，甚至受到壓迫，進而引發不滿的情緒，這些局勢的變化使得一些族群在1980年代後，透過各社團組織串聯，興起文化復興運動。

都市建築景觀的變革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馬來西亞的建築思潮，在70年代邁入80年代時，產生了一些關鍵的變化。首先，在新經濟政策及國家文化政策的影響下，各族群的文化意識重新抬頭。由於代表馬來人的巫統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資源，因此在官方建築方面皆以凸顯馬來民族文化，或是以伊斯蘭符號為主要圖騰，大量應用在公共建築、政府機關以及官聯公司辦公大樓上。

這個現象在敦馬哈迪擔任第四任首相時尤為明顯，一些大型建設，例如：巫統大廈及太子世界貿易中心、土著銀行、國家圖書館、國家音樂廳、國家美術館、大地鴻圖計劃（Daya Bumi）辦公大樓、馬來亞銀行，以馬來傳統建築樣式，或伊斯蘭建築語彙，以凸顯此兩者在國家的特殊地位。

此外，敦馬積極推動官聯企業私有化，將吉隆坡市區的一些公有土地與財產贈予官聯公司，作為發展的經濟資本。由於官聯公司被賦予開發的權力，加上有政府為強大後盾，因此強勢的發展動力有如推土機般駛入吉隆坡舊市區中心，一些重要的歷史建築及設施都難逃拆除的命運，都市空間開始出現劇烈的變化。

到了1990年代，政府推動多媒體超級走廊，以吉隆坡雙峰塔、吉隆坡國際機場為端點，沿線開發布城及賽城，當中新政府大樓的設計，例如首相署、司法宮、財政部、布城市政局等多以突顯馬來及伊斯蘭文化為設計原則。

這一股由強大的民族情感促成的城市及建築景觀，象徵著一個大時代，到目前為此，這種文化情緒還在持續著，建築設計樣式背後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超越了理性思考，包括合理的平面規劃，適當的結構造型及材料估算等等。簡單的說，到了今天，我們還在為了513事件所激起的民族情緒代價買單，還不知道何時才能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