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馬來亞大學女學生張同學在學生會和馬大新青年成員陪同下,前往警局報案。她申訴一年前遭繫上副教授性騷擾,向校方誠信委員會舉報,但調查緩慢且不透明,因此決定報警討回公道。一個多月後,警方宣佈結案,並指總檢察署基於馬大已對涉案副教授採取內部行動,因而不選擇提控。
又過了將近一年,張同學決定向加害者提出民事起訴。馬大新青年協助發起眾籌援助,一天內就達標,人們對張同學和案件進展還是關注、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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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6月3日事發至今已經兩年,張同學仍在追討正義。陰影、痛苦固然隨行,但好友和校內學生組織都會一直陪伴在側。
當事件發生後,好友第一時間接住
秋語(化名)記得事發當天窩在宿舍,突然接到張同學的簡訊,“有個東西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講。”她拍手暗自高興,心想閨蜜平時用很多表情符號,這次又是逗號、句號,那麼嚴肅,一定是談戀愛了。
猜錯了。張同學剛遭繫上老師非禮,還以為是自己想多想錯了,只好找她傾訴確認。秋語一聽,先確認閨蜜的安危和被非禮的狀況,接著勸她不能就此了事,鼓勵她告發狼師。張同學猶豫,但秋語看得出她內心有一團火,“我告訴她,這次不告發,下次就可能是其他女生中招。”
不是每個倖存者第一時間想舉發或報警。秋語之所以鼓勵張同學勇敢舉發,是因為中學時期也曾被性騷擾。“當時我沒有采取行動,到現在都還有點後悔。”說起過往經歷,她停頓一會,“所以我想叫她一定要講出來。尤其對方是學者,成熟的人還犯這種錯,真的沒有必要放過他。”她不想好友像自己那樣,時過境遷,想來還會後悔。
張同學於2019年7月初向誠信委員會舉報副教授的惡行,但他仍能在繫上自由走動,甚至監考。有次,秋語和張同學走在一起,突然被其他老師拉到一旁叫她們躲起來,因為那名狼師要出來了。
為什麼反而是倖存者需要躲躲藏藏?作為知情者和陪伴者,秋語覺得荒謬,不管是校方、系方都不應該是這種態度。“為什麼不可以換個人來監考?為什麼還要和加害者繼續見面?那我們舉報的意義是什麼?”秋語連續拋出幾個問題。
事發後,張同學身心承受很多壓力,難以專心課業。秋語比從前更關心她,問她怎麼沒來上課,也儘量陪伴接受心理輔導,最重要的是讓她知道不是自己的錯。
秋語鼓勵她去考試,別因為害你的人而毀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試那天,監考人就是涉案副教授,仍走近和她說話。秋語就坐在她後面,只要他一靠近,就喚他過來,替張同學解圍。
事發一年來,誠信委員會的調查緩慢,也沒有主動向案主跟進。等到結果出爐,只換來涉案副教授已經受到懲處,詳情不便公開。張同學決定找學生組織馬大新青年協助報案,召開記者會揭發此事。
報案前一天,張同學向媽媽報備,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秋語代勞。她們知道媽媽比較傳統和保守,校方調查又一直拖著,所以一直沒讓她知道。果然,媽媽並不支持召開記者會,但張同學心意已決。秋語看在眼裡,也覺得這一年來瞞著大人不說是正確決定,“至少一年後她已經確認不是自己的錯。”
當報案開記者會時,學生組織接力支援
“報警當天,學生會和其他學生組織都有陪同,看得出她的立場很堅定。”馬大新青年主席葉紋清回憶。自2020年6月份接到投訴,7月13日早上他第一次見到張同學。他們見過校方誠信部,再前往警局召開記者會和報警。
學生組織成員事先討論記者可能發問的問題,向她解釋流程,做好心理準備。為保護隱私,張同學頭戴鴨舌帽、墨鏡和口罩,未示真名,只透露姓氏或稱Ms Ching。葉紋清記得當時有幾個記者仍不斷追問,“我們就說doesn’t matter,希望不要再問下去。”雖然記者沒有問太露骨的細節,但還是要求她以不同語言說明過程,相等於重複又重複回想事發經過。
葉紋清倒是有意識地避免讓倖存者重複回想事發過程,每次回想又是再一次經歷傷痛。報案後回警局錄供,或尋求國會議員協助,他都陪同前往,讓她知道程序。組織找來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幫忙分析利害關係,包括時間成本、心理壓力等,並遵循她的意願。
“如果她不覺得那是心裡想要的,也是無意義的。”葉紋清說。
“我覺得我是那個給她信心的人。她其實已經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只是要多一個鼓勵。”作為陪伴者,秋語這麼看待自己的角色,“更多是照顧她的心情。”秋語沒陪同她報案,卻知道她當天心情肯定不好,刻意扯開話題,笑她戴的帽子很難看。
記者會現場除了被要求透露真實姓名和一直重複案件,也有人追問加害者身分。張同學向秋語訴苦,覺得媒體只是想從她身上得到爆點,沒什麼考慮她的感受。“她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有價值的爆點,我就陪她一起罵,一直罵。”
至於學生組織的角色,葉紋清認為,除了技術支援,也確保倖存者過程中身心狀況良好。“我們要確保她有選擇權,怎樣都好,她一定是在知情和資訊充足的情況下做決定。”
校園有“狼”,學生安全誰來保障?
張同學舉報狼師性騷擾,和艾因揭發“強姦玩笑”都面對了質疑何必要把事情鬧大,校方也都冷待投訴,不禁令人懷疑校譽是這樣維護的嗎?
秋語覺得荒謬,因為張同學並非唯一受害者,在她前後都有人遭受同一狼師性騷擾。“我們把應該做的都做了,告訴了校方、警方還能怎樣?”她又頓了頓,覺得能做的只有繼續陪伴和開導。
葉紋清也質疑,學校難道不是應以保護學生為主?為何反而維護有權勢、有社會地位的人?
遇到不公的事,站出來要揹負很大的壓力。“有個人願意勇敢站出來挑戰體制,我們不應該讓她一個人去送死去對抗整個體制。”他說,身為組織一員,能做的就是帶多點人一起施壓,同時照顧倖存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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