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旗运动的一呼百应,让我联想起今年4月在菲律宾的Community Pantry(社区补给站)运动,跟大马的白旗运动的发起有着一样的目标:协助在疫情当中需要帮助的人,我国白旗的运动中看到各种不同支援:包括物资、租金等,菲律宾的社区补给站比较纯粹,就是物资上的协助。
发起人是个年轻的设计师Ana Patricia Non(侬),4月初在马尼拉的奎松市街头推了一辆装满了物资的推车,并插上了“领取你所需要的,捐献你能力所及的(Take What You Need,Give What You Can)的牌子。一开始有些需要帮助的人感到不好意思,必须要发起人再三劝说才放下心领取这些免费的物资。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个非常容易被仿效的模式迅速地窜起。4月尾,菲律宾有超过350个类似的补给站,他们除了提供罐头食品、水果蔬菜,也提供口罩等日用品。至于受惠的人士,就拿第一个补给站来说,从一天10个人领取到后来同个补给站每天协助2000个家庭,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补给站甚至出现人龙,需要排上几个小时才能领取到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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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的白旗运动,这个社区补给站的活动也让人贴上了标签。吉打州务大臣公然点名白旗活动含政治议程,在菲律宾,社区补给站的活动也被贴上标签,警察手持枪械查问这些补给站,甚至由杜特尔特领导的组织也指控社区补给站的活动为共产党招募会员的管道,或将相关人士标签为共产党同情者,不堪其扰的侬因此暂停了补给站的活动几天。可想而知,这引起了民愤,最后侬在市长的保证下重启了活动。
菲律宾人口超过1亿,疫情下经历了几次的封锁,影响了经济。根据2月的数据,失业人口高达420万(4.2%),发放援助的机制也非常缓慢。有媒体学者因此认为社区补给站之所以能引起效应,不管是民众自发性设立补给站、或者是排队领取物资的民众不滥用的自律、或者是排山倒海的捐献等,都是一种声音的表达,人民团结一致在疫情中求存的表现,这股声音可以是一种政治表述。
对于这种政治表述,掌权者/执政者如何回应,就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表现,如果应对方式积极正面,就会加分,反之,如果采取避开问题的负面方式,就会引起反效果,其中很多执政者在不愿意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时,往往会对某些民间运动贴上“含政治议程”的标签,偏偏这种标签就是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我们社会当中一些人,也因为一些运动被贴上了标签就敬而远之,例如认为某些社会运动被某个政党人士主导,这个运动就没有支持的意义。虽然不能否认一些社会运动容易被骑劫,但是运动背后真正的意义,之所以能引起反应的原因,不可以被忽略。
例如白旗运动,马来西亚的情况或许不如菲律宾般恶劣(但,我国在《经济学人》最新的回归常态指标不如菲律宾),从政者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真的是太平盛世,民众能有所共鸣,纷纷响应这些活动吗?这些活动/运动背后的诉求,背后承载的动力,难道不是民众对更好生活的期盼、呼唤甚至求救的声音吗?
如果没有这种体悟,这些从政者或许就该让位给更接地气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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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少了华基政党来理直气壮的维护华教。行动党是多元政党,要顾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在牵扯其他族群的情况下,会更加复杂化。
了解马来西亚基本情况的中国网民,都会赞叹一个事实,就是马来西亚华教的完整。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只有马来西亚有着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及政府体制内的多源流学校。中国香港和澳门是粤语教育体系,而新加坡则是母语班。
马来西亚之所以拥有全球独特的华教体系,主要是几方的联合,即民间华教组织、华人工商社团、华社意愿和华人政党(马华公会)。这4个原因,缺一不可。
读者现在可能开始质疑笔者,为何将华基政党马华,列入马来西亚华教不可缺少的一环。
撇开华基政党马华,对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泰国、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都不缺民间华教组织、华人工商社团及华社意愿,泰国的华裔人口和马来西亚差不多,印尼华裔掌控经济,新加坡华裔则是大多数,但这些国家都缺少马华版的华基执政政党,所以华教不及马来西亚完善。
这一点,不是笔者的个人意见,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新加坡双语之路:我一生的挑战》中提及:“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联邦政府要把所有的华校改制成国民学校。但是,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反对,联邦政府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妥协。反之,印尼和泰国则关闭华校。”
也就是说,有了民间华教组织如董总、教总,工商团体如中华工商会,但是若没有如马华的华基政党,华教在很多有一定华裔人口的国家都不能扎根。
就拿新加坡来说,50-60年代新加坡有民间华教组织、工商团体和华社意愿,也拥有中华地区以外唯一以华语为主的大学,即南洋大学(后期改制成英语为教学的南洋理工大学),但其华教发展远远不比马来西亚。
马华的角色,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它一直夹在马来人和华人政治之间。开国初期,当马来政党、英国顾问,甚至刚刚加入联邦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一致要压制华教时,马华公会成功捍卫一千多所华小的存在。
新加坡、印尼和泰国不缺民间华教斗士,但是都缺少了一个华基政党,所以没有马来西亚的这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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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教的困境,是因为行动党给予太多的承诺和期许。这些承诺和期许不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1967年行动党的“文良港宣言”就为这个期许奠定了基础,即“本党坚决反对把公民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
之后,行动党用来攻击马华的课题,至少一半是与华教有关,而另一大部分,则是与马华和巫统同朝为官有关。其中包括:承认统考、增建华小、华小师资、制度化拨款等等。
这些问题,在强大的马来政治下,必须谨慎实行。一步一脚印,先是把华教正面的推广至其他群体,然后被全面认可后,才一步步的在马来西亚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一步步扩张,成为小学教育体系的主轴,让马来同胞学习、掌握和使用中文;同时华裔子弟也加强掌握和使用国语。
但是,在野的行动党给予的期望和承诺,让华社要马华做出直接开罪马来选民,罔顾马来西亚政治现实,并且很有可能造成华教被封杀的事情。
到底团结政府的政策,哪一个能彻底解决华教问题?(一)和马华一样,没能承认统考;(二)和马华一样,没能完整制度化拨款;(三)拨款额度,比马华稍微好一些,但马华时期就已经有拨款;(四)马华时期保留了1298所华校,在2017年争取了10+6批文,行动党至今没有批准过一个新的华校(只批准改名字),这一点做得比马华逊色;(五)师资问题,还在和民间组织玩文字游戏,明明不足,却要说成充足。
华教今天最大的困境,是政党给予华社的期许过高,为了成为华人英雄不惜罔顾马来西亚政治现实,结果招来更多的麻烦。行动党和民间华教组织一直监督且攻击马华的课题,在改朝换代后,只换汤不换药,做法和马华如出一辙。
第二个困境,就是华人政治博弈而产生的负面余波,影响了马来社群对华教的厌恶,对华教无谓的攻击,成为马来政治的课题之一。
第三个困境,就是内阁少了华基政党来理直气壮的维护华教。行动党是多元政党,要顾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在牵扯其他族群的情况下,会更加复杂化。
第四个困境,就是华裔子弟开始对华教不感兴趣。只要有能力,很多父母就会把孩子送入国际学校,或者私立英语学校,甚至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国民学校。柔佛的父母甚至送孩子每日往返新加坡上课。很多国民中学生,因为考试太难而放弃报考大马教育文凭的中文科。
虽说政治是华教困境的最大根源,但是作为结尾,笔者想分享个人对华教正面愿景的看法。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中国的网络平台逐渐受到马来西亚的青睐。微信、小红书、抖音等,很有可能会提升友族同胞对华语的兴趣,因而将孩子送入华小。有了全马来西亚人的支持,就会有政治行为来为其保驾护航。毕竟国际化的网络时代,英文和中文并驾齐驱,学多一种语言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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