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旗運動的一呼百應,讓我聯想起今年4月在菲律賓的Community Pantry(社區補給站)運動,跟大馬的白旗運動的發起有著一樣的目標:協助在疫情當中需要幫助的人,我國白旗的運動中看到各種不同支援:包括物資、租金等,菲律賓的社區補給站比較純粹,就是物資上的協助。
發起人是個年輕的設計師Ana Patricia Non(儂),4月初在馬尼拉的奎松市街頭推了一輛裝滿了物資的推車,並插上了“領取你所需要的,捐獻你能力所及的(Take What You Need,Give What You Can)的牌子。一開始有些需要幫助的人感到不好意思,必須要發起人再三勸說才放下心領取這些免費的物資。更讓人感動的是,這個非常容易被仿效的模式迅速地竄起。4月尾,菲律賓有超過350個類似的補給站,他們除了提供罐頭食品、水果蔬菜,也提供口罩等日用品。至於受惠的人士,就拿第一個補給站來說,從一天10個人領取到後來同個補給站每天協助2000個家庭,根據媒體的報道,一些補給站甚至出現人龍,需要排上幾個小時才能領取到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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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的白旗運動,這個社區補給站的活動也讓人貼上了標籤。吉打州務大臣公然點名白旗活動含政治議程,在菲律賓,社區補給站的活動也被貼上標籤,警察手持槍械查問這些補給站,甚至由杜特爾特領導的組織也指控社區補給站的活動為共產黨招募會員的管道,或將相關人士標籤為共產黨同情者,不堪其擾的儂因此暫停了補給站的活動幾天。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民憤,最後儂在市長的保證下重啟了活動。
菲律賓人口超過1億,疫情下經歷了幾次的封鎖,影響了經濟。根據2月的數據,失業人口高達420萬(4.2%),發放援助的機制也非常緩慢。有媒體學者因此認為社區補給站之所以能引起效應,不管是民眾自發性設立補給站、或者是排隊領取物資的民眾不濫用的自律、或者是排山倒海的捐獻等,都是一種聲音的表達,人民團結一致在疫情中求存的表現,這股聲音可以是一種政治表述。
對於這種政治表述,掌權者/執政者如何回應,就是一種政治智慧的表現,如果應對方式積極正面,就會加分,反之,如果採取避開問題的負面方式,就會引起反效果,其中很多執政者在不願意面對民眾的不滿情緒時,往往會對某些民間運動貼上“含政治議程”的標籤,偏偏這種標籤就是逃避現實的一種表現。我們社會當中一些人,也因為一些運動被貼上了標籤就敬而遠之,例如認為某些社會運動被某個政黨人士主導,這個運動就沒有支持的意義。雖然不能否認一些社會運動容易被騎劫,但是運動背後真正的意義,之所以能引起反應的原因,不可以被忽略。
例如白旗運動,馬來西亞的情況或許不如菲律賓般惡劣(但,我國在《經濟學人》最新的迴歸常態指標不如菲律賓),從政者應該思考的是,如果真的是太平盛世,民眾能有所共鳴,紛紛響應這些活動嗎?這些活動/運動背後的訴求,背後承載的動力,難道不是民眾對更好生活的期盼、呼喚甚至求救的聲音嗎?
如果沒有這種體悟,這些從政者或許就該讓位給更接地氣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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