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17空难鉴证实录II】会晤叛军首领 老朋友罹难

马不停蹄的行程还没有结束，酒店安顿好之后，就要立刻动身前往案发地点顿涅茨克（Donetsk）。但由于顿涅茨克是叛军控制的地区，局势不稳定，所以当时他与其他国家代表都无法进入。

执行秘密任务，进入叛军地取回黑箱及遗体

在焦急与惆怅之际，DVI队队长──时任国安会灾难管理机构首席助理秘书莫哈末萨克里胡申上校私下通知沙玛末与其他10位成员组成一个“The Dozen Person”，需要展开一项“特别任务”，进入叛军辖区取得MH 17的黑箱及大马罹难者遗体带回来。

沙玛末表示，萨克里告知首相已经与乌克兰分离主义领袖亚历山大·波罗岱（Alexander Borodai）达成协议，让他们进入辖区，所以他们一行12人在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只是租了一辆车、带上食物与药物出发。当中包括了大马武装部队军医拿督莫哈末尤汉、武装部队及空军官员、特别天灾援助与拯救队（SMART）等人秘密成行。

“这项任务是首相亲自下达，所以没有其他人知道，包括其他同行的人，我们只是说要去视察环境，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第二天凌晨就轻装出发。”

他透露，这项任务用了短短两天一夜完成，与叛军首领，即“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波罗岱会面、协商，最终取回黑匣子及尸体，并且召开一项记者会，现场直播黑箱移交仪式。

“原本我们计划去事发地点调查，可是在前往途中，乌克兰与叛军局势突然变得紧张，沿途我们看到被摧毁的地区、坦克车、军机不断在上空盘旋，随时会爆发冲突，而且我们是秘密前往，没有任何保护，最终在安全考量下半途折回，带着遗体坐火车去到一个叫做Kharkiv的城镇，然后从那里乘坐专机飞到荷兰。”

询及无法亲自到现场，是否感到失望时，他说：“不会，因为法医的工作是鉴定死者身分，现场调查是警方的工作。当然如果能够去到现场是更好。”

遗体需解冻再解剖，一天最多处理5具

匆匆离开乌克兰之后，沙玛末的工作才真正开始。飞抵荷兰后，各国的DVI队伍都被安排入住到Hilversum军营，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直至所有解剖工作完成。参与的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澳洲、英国、印尼及我国。

各国DVI队分成五个队伍，解剖遗体、碎体之外，也核对各自国家传送来的罹难者资料，尽快确定死者身分。

MH 17的法医团队由沙玛末为首，除了来自吉隆坡医院、沙登医院的法医之外，还有牙科专科及军医。同时也带上了三套新购置的器材。这些器材是在MH 370失联后所购置，但因为MH 370飞机杳无音讯，所以MH 17事故是第一次派上用场。

面对298具遗体以及无数的碎体，是不是职涯里最难忘的场面？他郑重的说：“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所有的遗体都已经装入尸袋，运送到荷兰军营后就马上放在冷冻格里，要解剖时才拿出来解冻，完成后放回进去，再取第二具遗体，所以五条线（队伍）上同一时间最多也只有5具遗体或碎体，避免混杂物证。”

他也提到，遗体并没有识别，除了如空服人员可以凭制服猜测是大马人，在解剖所有遗体时都不知道他们的身分，有的甚至只是一只手，或一片皮肉组织，并不是大马人就交给大马团队解剖，因为根本无法从遗体辨识国籍或身分。

“有的容易完成（解剖），有的很困难，因为空难或多或少都会破坏遗体的完整，所以你问我那一个月解剖了多少具遗体，我真的不记得，因为很多都是不完整的碎体，可以说的是，我们一天最多可以处理5个案子。”

完成一具遗体或碎体的解剖后，法医队伍会把资料输入系统，包括DNA、指纹、照片等，然后送到DVI中心比对，资料吻合后就可以确认身分，然后让家属领尸。

碎体鉴定工作难度更高

目前是国家法医研究院法医高级顾问的沙玛末，在法医领域已经超过30年。他认为，MH 17事故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多都是碎体，提高解剖及鉴证工作难度。有的时候只拿到一根手指，一颗牙齿，只有靠DNA或细胞化验才能确定身分，加上大马人没有规定要做口腔健康检查，只有少部分人拥有牙医记录，令鉴定工作更艰难。

他透露，DNA与指纹是鉴定身分的基本资料，之后就是牙医记录，但DNA需要时间检验，所以如果有指纹与牙医记录，对鉴定工作是事半功倍。

“如果以上三个基本资料都不充足，就唯有从次要资料鉴定，如死者最后穿着的衣物、文身、佩戴的饰物，但这些资料都要超过一项物品吻合才能作准。不过，欣慰的是，大马罹难者遗体都能够成功识别。”

MH 17事故发生在7月，正值斋戒月，也正是欧洲的夏季，对大马DVI队队员而言是很大的生理挑战。紧绷、不间断的解剖与鉴定工作，日长夜短的工作时间，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力与精神，沙玛末形容“那一个月是五味杂陈”。

再者，由于遗体需要很长时间的鉴证，所以放入很多福马林（formalin）或甲醛溶液防腐，法医解剖时便要穿多重防护服与戴特别面罩，过滤遗体从冷冻格中取出后所释放的有毒气体，使到解剖工作比平常更艰巨。

但沙玛末感到骄傲的是，虽然大马是第一次参与国际DVI队的鉴证工作，但队里有一位法医人类学家（骨科专家），当各国DVI队需要做骨骼鉴定时，都会找大马法医帮忙，展现了我国队伍的专业。

“在未出发前，我们还担心是否可以把这次任务做好，去了之后的实战表现，证明我们不负所托。虽然全程都很伤感，也很累，但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所有大马人都可以回家。”

最害怕要解剖好友遗体

在医疗服务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医生不会为自己的亲人或认识的人动刀，法医也一样。身为MH 17法医团队的领军人，沙玛末在执行任务时，心里其实有一份担忧，就是害怕分配到自己的老同学兼好朋友莫哈末嘉化。

他透露，事故发生后，他已经从同学群组中得知好友也在那一趟死亡班机，所以当他在乌克兰Kharkiv搭上澳洲派出的皇家空军专机前往荷兰时，眼前编排的棺木，其中一副躺着的就是他的好友，那种悲伤的感觉挥之不去。

而在执行解剖工作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要亲手解剖好友。因为遗体是由军方分配，所有队伍都无法预测分配到的遗体是不是自己的同胞。

“如果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到，我害怕要亲手剖开这位亲如兄弟的身体！”

“当时心里很矛盾，最后决定若真的分配到我们队的话，就交由同事去做解剖，幸好最终没有分配到我们队伍。”

7年过去了，沙玛末也已经位子退下来，今年续聘为法医顾问，但MH 17诉讼案件还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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