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17空難鑑證實錄II】會晤叛軍首領 老朋友罹難

馬不停蹄的行程還沒有結束，酒店安頓好之後，就要立刻動身前往案發地點頓涅茨克（Donetsk）。但由於頓涅茨克是叛軍控制的地區，局勢不穩定，所以當時他與其他國家代表都無法進入。

執行秘密任務，進入叛軍地取回黑箱及遺體

在焦急與惆悵之際，DVI隊隊長──時任國安會災難管理機構首席助理秘書莫哈末薩克裡胡申上校私下通知沙瑪末與其他10位成員組成一個“The Dozen Person”，需要展開一項“特別任務”，進入叛軍轄區取得MH 17的黑箱及大馬罹難者遺體帶回來。

沙瑪末表示，薩克裡告知首相已經與烏克蘭分離主義領袖亞歷山大·波羅岱（Alexander Borodai）達成協議，讓他們進入轄區，所以他們一行12人在沒有攜帶任何武器，只是租了一輛車、帶上食物與藥物出發。當中包括了大馬武裝部隊軍醫拿督莫哈末尤漢、武裝部隊及空軍官員、特別天災援助與拯救隊（SMART）等人秘密成行。

“這項任務是首相親自下達，所以沒有其他人知道，包括其他同行的人，我們只是說要去視察環境，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進入，第二天凌晨就輕裝出發。”

他透露，這項任務用了短短兩天一夜完成，與叛軍首領，即“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總理”波羅岱會面、協商，最終取回黑匣子及屍體，並且召開一項記者會，現場直播黑箱移交儀式。

“原本我們計劃去事發地點調查，可是在前往途中，烏克蘭與叛軍局勢突然變得緊張，沿途我們看到被摧毀的地區、坦克車、軍機不斷在上空盤旋，隨時會爆發衝突，而且我們是秘密前往，沒有任何保護，最終在安全考量下半途折回，帶著遺體坐火車去到一個叫做Kharkiv的城鎮，然後從那裡乘坐專機飛到荷蘭。”

詢及無法親自到現場，是否感到失望時，他說：“不會，因為法醫的工作是鑑定死者身分，現場調查是警方的工作。當然如果能夠去到現場是更好。”

遺體需解凍再解剖，一天最多處理5具

匆匆離開烏克蘭之後，沙瑪末的工作才真正開始。飛抵荷蘭後，各國的DVI隊伍都被安排入住到Hilversum軍營，在那裡住了一個月，直至所有解剖工作完成。參與的國家包括荷蘭、比利時、澳洲、英國、印尼及我國。

各國DVI隊分成五個隊伍，解剖遺體、碎體之外，也核對各自國家傳送來的罹難者資料，儘快確定死者身分。

MH 17的法醫團隊由沙瑪末為首，除了來自吉隆坡醫院、沙登醫院的法醫之外，還有牙科專科及軍醫。同時也帶上了三套新購置的器材。這些器材是在MH 370失聯後所購置，但因為MH 370飛機杳無音訊，所以MH 17事故是第一次派上用場。

面對298具遺體以及無數的碎體，是不是職涯裡最難忘的場面？他鄭重的說：“不是你想像的那樣，所有的遺體都已經裝入屍袋，運送到荷蘭軍營後就馬上放在冷凍格里，要解剖時才拿出來解凍，完成後放回進去，再取第二具遺體，所以五條線（隊伍）上同一時間最多也只有5具遺體或碎體，避免混雜物證。”

他也提到，遺體並沒有識別，除了如空服人員可以憑制服猜測是大馬人，在解剖所有遺體時都不知道他們的身分，有的甚至只是一隻手，或一片皮肉組織，並不是大馬人就交給大馬團隊解剖，因為根本無法從遺體辨識國籍或身分。

“有的容易完成（解剖），有的很困難，因為空難或多或少都會破壞遺體的完整，所以你問我那一個月解剖了多少具遺體，我真的不記得，因為很多都是不完整的碎體，可以說的是，我們一天最多可以處理5個案子。”

完成一具遺體或碎體的解剖後，法醫隊伍會把資料輸入系統，包括DNA、指紋、照片等，然後送到DVI中心比對，資料吻合後就可以確認身分，然後讓家屬領屍。

碎體鑑定工作難度更高

目前是國家法醫研究院法醫高級顧問的沙瑪末，在法醫領域已經超過30年。他認為，MH 17事故最大的挑戰，在於很多都是碎體，提高解剖及鑑證工作難度。有的時候只拿到一根手指，一顆牙齒，只有靠DNA或細胞化驗才能確定身分，加上大馬人沒有規定要做口腔健康檢查，只有少部分人擁有牙醫記錄，令鑑定工作更艱難。

他透露，DNA與指紋是鑑定身分的基本資料，之後就是牙醫記錄，但DNA需要時間檢驗，所以如果有指紋與牙醫記錄，對鑑定工作是事半功倍。

“如果以上三個基本資料都不充足，就唯有從次要資料鑑定，如死者最後穿著的衣物、文身、佩戴的飾物，但這些資料都要超過一項物品吻合才能作準。不過，欣慰的是，大馬罹難者遺體都能夠成功識別。”

MH 17事故發生在7月，正值齋戒月，也正是歐洲的夏季，對大馬DVI隊隊員而言是很大的生理挑戰。緊繃、不間斷的解剖與鑑定工作，日長夜短的工作時間，必須保持高度的集中力與精神，沙瑪末形容“那一個月是五味雜陳”。

再者，由於遺體需要很長時間的鑑證，所以放入很多福馬林（formalin）或甲醛溶液防腐，法醫解剖時便要穿多重防護服與戴特別面罩，過濾遺體從冷凍格中取出後所釋放的有毒氣體，使到解剖工作比平常更艱鉅。

但沙瑪末感到驕傲的是，雖然大馬是第一次參與國際DVI隊的鑑證工作，但隊裡有一位法醫人類學家（骨科專家），當各國DVI隊需要做骨骼鑑定時，都會找大馬法醫幫忙，展現了我國隊伍的專業。

“在未出發前，我們還擔心是否可以把這次任務做好，去了之後的實戰表現，證明我們不負所托。雖然全程都很傷感，也很累，但我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所有大馬人都可以回家。”

最害怕要解剖好友遺體

在醫療服務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醫生不會為自己的親人或認識的人動刀，法醫也一樣。身為MH 17法醫團隊的領軍人，沙瑪末在執行任務時，心裡其實有一份擔憂，就是害怕分配到自己的老同學兼好朋友莫哈末嘉化。

他透露，事故發生後，他已經從同學群組中得知好友也在那一趟死亡班機，所以當他在烏克蘭Kharkiv搭上澳洲派出的皇家空軍專機前往荷蘭時，眼前編排的棺木，其中一副躺著的就是他的好友，那種悲傷的感覺揮之不去。

而在執行解剖工作時，他最擔心的就是要親手解剖好友。因為遺體是由軍方分配，所有隊伍都無法預測分配到的遺體是不是自己的同胞。

“如果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到，我害怕要親手剖開這位親如兄弟的身體！”

“當時心裡很矛盾，最後決定若真的分配到我們隊的話，就交由同事去做解剖，幸好最終沒有分配到我們隊伍。”

7年過去了，沙瑪末也已經位子退下來，今年續聘為法醫顧問，但MH 17訴訟案件還沒有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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