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是一场惊天动地、扭转马来西亚政局的“意外事故”。国盟政府在去年第一轮封锁后,并没有争取时间采取果断、科学化的措施,包括进行大规模检测、研发和临床试验疫苗、以及大量采购疫苗等,暴露了我国行政体系的臃肿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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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盟的内阁部长们也在行管令准则释义上不断地分歧,造成政策朝令夕改的弊病层出不穷。国盟政府在去年甚至允许大型宗教集会,以及制造沙巴州选,今年初却为了配合节日讨好人民放宽行动管制,没有及时采取当机立断的全面封锁,促成了疫情指数式飙升的第四波,而我国现今成为东南亚人均冠病确诊者最高的国家。如此的政治决策,毫无逻辑和智慧可言。
全面封锁来得愈迟缓,累积每日确诊人数愈高,反而需要加倍的时间才能控制疫情,而经济受到痛至膏肓的多重打击。国盟政府坚决认为全面封锁会影响人民生计,却忽略了疫情犹如一场无形战争的事实,疫情时期的不寻常经济模式,并不能与太平时期相提并论。经济受疫情牵制在所难免,越早控制疫情必然把其破坏程度减至最低点,也增快经济回弹的反扑力。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我国去年私人界投资量萎缩了11.9%,外国直接投资量也少了55%。基于疫情控制不佳,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也从原先的6%调低至4.5%。在今年首季,我国15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2.1%,而技术工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13.1%。我国仍然偏重于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因此,短期内熟练技工的失业率会继续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无法在短期内快速转型到工业4.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工业在过去10年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不但没有显着增长,反而落后于邻国,包括泰国、印尼、越南和新加坡。虽然,在今年第一季,我国制成品出口量增长了21.9%,主要是依赖先进国家在推行广泛接种疫苗后,经济和消费力回升,这却没有反映本地市场消费信心。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推测,美国今年杪的经济成长和就业率,取决于控制疫情的成果,尤其是接种疫苗的速度和人数。马来西亚在鉴定和研发冠病疫苗有效和安全度、到采购疫苗都比印尼、越南和新加坡慢了好几拍。
我国至今仅有20%人口获得至少一剂疫苗,缓慢的疫苗接种率无形中造成了投资家缺乏信心,经济也难在短期内复苏,而体制改革也一再被拖延了。群体免疫将促使我国政局趋于稳定,体制改革却必须重新启动。接种速度越迟缓也将造成新突变病毒株出现的几率剧增,现有的疫苗有效率减低。
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学术界和工商界,缺乏了科研的动力。在面对新突变病毒株崛起的时刻,我国卫生部和学术界没有根据即得的基本科研成就和资料,投资研究较有预测成果的疫苗混打策略,反而对伊维菌素抑制病毒的脆弱科学基础进行科研,简直是浪费资源。而疫情也提醒决策者,必须提高医疗体系的服务水平和科研能力,也是需要专注发展的领域。
我国是中高收入国家,而政府给予医疗体系的拨款,和世界上最低收入的国家同一等级,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其他中收入国家每年平均医疗开销也处于5%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所有国家平均9到10%国民生产总值。我国2018年人均医疗拨款是每人1193购买力平价美元,甚至比世界人均医疗拨款的1467购买力平价美元来的还低,仅占先进国家每人5971购买力平价美元的五分之一罢了。
疫情暴露了我国医疗体系被政府长期忽略的事实。我国应该效仿先进国家,逐步增加医疗拨款,逼至每年平均拨出12%国民生产总值于医疗体系,不但改进我国医疗服务素质,也须提升我国在医药界的科研能力。我国需要更多的服务、教学和科研型医院,让医生进行训练和长期受雇、参与研究工作,并重视医疗保健的投资,也同时提高医疗素质,扩充全国医疗保健体系的范围。
政府必须鼓励每个领域积极参与高科技研发投资,提升我国工人的生产力和创意,让我国成为高收入的先进国家。疫情虽然冷酷无情,但我们必须回归正轨、大刀阔斧改革体系,进一步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国民生活素质。我国必须更积极进军高科技和转移焦点至创意研发,以策提高日益滑落的工业创造力和劳工生产力,进军新的高科技领域,促成我国经济迅速增值。
政府必须改革税务制度,增加税收率尤其是累进税率,包括公司盈利税、高收入个人所得税、不动产业收益税、暴利税等,以及颁发政府担保债券等,以筹募发展基金,作为不仅是短期性支助中低收入者以及和中小微型企业,更重要的是刺激经转型发展计划,专注于技职培训和人文发展、鼓励工商业进军高科技生产方式。
我国工商界必须提高竞争力,包括进军数码化、自动化的工业4.0、绿色工农业、发展再生能源、保护和改造环境等。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改革教育制度,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公民素质,以迎合职场的需求,减少失业率的同时,也提升了蓝领阶级的待遇,这将是消除贫富鸿沟的最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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