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被形容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書法家用毛筆勾勒出的撇、捺、橫、豎，表面上或許看似平淡無奇，裡頭卻蘊藏著其深厚功力及藝術底蘊。
在書畫家王嘉堃的書法世界裡，書法不只是純粹寫字，同時是情感抒發的管道，而書法的線條組合更像數字組合一樣擁有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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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王嘉堃屋裡，不到10步的距離，就擺放著一張大的長形桌子，佔了客廳的大部分空間，凌亂的黑色桌面上放有各種毛筆、墨、硯、宣紙、書籍等，客廳剩餘的部分則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茶具，這裡是他的家，同時也是工作室。
王嘉堃從小生長於父母希望他能寫得一手好字的家庭，中學時，他到一家茶坊做兼職，因常接觸文人雅士，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對書法產生興趣，中六開始研習書法，後來還到馬來西亞藝術學院主修含有書法科目的水墨畫系。
在學院求學的那段時期，可以說為他的書法創作奠定了良好基礎，“學院提供的雖然是文憑課程，但我們需要寫論文，對學生的要求是碩士水準，講師會鼓勵學生要有創作理念，不能單純為畫而畫，為寫而寫，就連刻印章也要有創作理念。講師會拋出很多問題，要是不清楚本身的創作理念，真的是會被問到啞口無言。”
學院畢業後，他並未投入書法創作，反而前後投身舞臺幕後工作、電影幕後工作、書法教學，甚至曾到新加坡從事廣告製作，直到11年前，才決定當全職書畫工作者。
“之前耗費太多時間在其他工作上，造成很難全心投入創作，尤其是做電影幕後和舞臺幕後時，完全沒辦法兼顧，工作回來都累垮了，哪裡還會想創作的事情。”
借書法記錄事物、抒發情感
對他而言，書法不是純粹寫字而已，除了可用來記錄事物，同時是情感抒發的管道，而表面看似簡單的書法，其實蘊藏著無限可能。
“書法作品和畫作是一樣的，只是兩者傳達訊息的媒介不同，書法家用的是文字、墨和紙，畫家用的則是圖像、色彩等等。”
王嘉堃的書法作品別具一格，字體並不工整，也不像過去所看過的書法字體。他說，書法字體其實不斷隨著時代變化，從甲骨文和金文演變成大篆、小篆、隸書、行書、草書、楷書等字體。
“書法字體是與時並進的，來到今天，我不可能跟回王羲之的風格，因為這是封建或守舊，人家做過的事情，為什麼還要做？所以我要以舊有的書法字體為基礎，發展出別的風格。”
他說，從古至今，書法講究的是線條、空間和視覺，以西方的美學來比喻，就是所謂的點線面，以這樣的元素來對待書法創作，會更加科學。
“用毛筆畫出來的線條和線條的組合，就像數字組合一樣，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只要理念正確，書法的變化其實無限大，相反要是認為書法只是寫字，就會變得侷限。我可以寫得粗獷，也可以整齊到令人不可置信，我的風格至今仍在轉變，因為還沒探索完所有書法字體。”
靈感多來自生活，喜歡富思考有想像的文字
王嘉堃的創作靈感通常來自生活，包括他看過的書、欣賞過的影劇、聽過的音樂等，書寫的都是臺詞、歌詞和詩詞，也有本身創作的詩詞在內。
“我偏向於書寫會促使人們深入思考和想像的文字，而不只是述說著一種現象，就好像唐詩會讓人幻想，思想上有所延伸，這樣的文字比較值得書寫。”
除此之外，他也曾用書法跟文學、音樂和舞蹈領域跨界合作，比如兩年前，他跟木炎在臺灣合作舉辦過展覽，至於舞蹈和音樂表演，他會在現場演出中隨著演出氛圍，即興揮毫。
他和學弟之前曾經跟能吹出噪音的薩克斯風手，以及會發出不同聲音的聲樂家合作，四人的稱號為四不像，“老實說，我們事先並沒有討論好演出內容，都是現場各自發揮，其實當進入狀態，在同一個環境底下創作出來的作品，都會有共同性質，不會南轅北轍。”
基於喜歡音樂和舞蹈，對他來說，不同領域跨界合作是可行的，當兩個不同的可能碰撞在一起，迸發出來的火花會更大，甚至平時不會做的事情，也會在跨界合作時挖掘出來，因此他來者不拒，期待能從中發現更多可能。
書法表達手法新穎，不受傳統框架束縛
在本地當全職書畫家的困境是生存不易，所以他也有賣茶具和茶葉，還有接企業的工作來維持生活，“馬來西亞市場小，多數人不認為書法是藝術，沒有購買書法作品的習慣，我用一年策劃的展覽，作品也許能賣四五萬令吉，但那是一年的薪資，其實並不賺錢。”
王嘉堃發現，購買他書法作品的人大多不受中文教育，並覺得他的書法作品新穎，相反受華文教育的人，對他作品的接受度較低，甚至會反問他寫的是什麼。
他曾擔任書藝協會理事，瞭解華社部分人士執著於維護傳統書法，“練過書法的人容易被當中的規矩框住，為什麼我能跳出來？就是因為我沒有從小練起，所以這些條條框框限制不了我，通常會限制自己的人是不理解書法史的，要是清楚書法史，就會知道書法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算沒人欣賞他的作品，王嘉堃依然會堅持走在書法創作的路上，“我不做的話，應該沒有人會做了，我並沒有那麼偉大，為了整個華社而做，單純是想實現自己的理想，給自己一個交代。只要能遇到一個知音便已足夠，更何況我有遇到好幾個。”
身為書畫家，他的另一個考驗是由於現實的限制，無法在創作上為所欲為，就像兩年前，他有想過策劃關於《詩經》的展覽，問題是《詩經》有三百多篇，這麼多幅作品要在哪裡展出，框架的成本也昂貴等，所以至今仍沒辦法執行。
學習好書法，創作理念、基本功技巧不可少
接觸書法近三十載，書法已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呼吸般稀鬆平常，但又不能失去它。至於如何寫好一手字，除了要有良好基礎和一定的技巧，也要對工具有所認識，更重要的是要有創作理念。
“以墨和硯為例，硯就如同磨刀石一樣，若得到好的硯臺，磨出來的墨的質感會不一樣，還有不同長度的毛筆，像短毫和長毫的書寫效果也大不相同。”
他說，臨摹是為了要學會控制手、毛筆、墨和紙，原因是寫書法時，宣紙會脹起來，所以需要注意墨的使用量、毛筆的掌控等，只有通過不斷練習，才能掌握其中竅門，再來寫書法不能單憑感覺，技術和感覺是相互配合的，要是沒有技術支撐，是無法表達出內心感覺。
“要寫好一手字是需要長時間不停地鍛鍊，單單寫好一副春聯，就需要3個月，若想什麼字都能寫，至少要10年的功力，好像現在給我什麼字，我都可以寫，就算是我從來沒寫過的字，我一看就大概知道要怎樣處理字體的結構、線條的分割和空間。”
他並不排除未來會收徒授藝，不過他強調，風格是傳承不了的，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本身的風格，更重要是理念的傳承。
“正所謂因材施教，一般上拜師，都要求徒弟跟隨師父風格，但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怎麼可能跟隨得到，變成只有形，卻失去了神，我要的是從無到有，這才是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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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
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
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
父亲的“自重”课
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
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
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
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
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
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
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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