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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在我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時期,《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所謂都元國大約位於馬來半島登加樓龍運,考古發現有古錢幣、陶瓷、銅器等等,應證了最早期的文化交流史。至於華人比較大規模移民以及定居,主要發生在航海時期,馬六甲王朝鄭和下南洋之後,便有華人遺居在馬六甲;根據葡籍混血製圖家Manuel Godinho de Eredia在1600年左右繪製的馬六甲城市圖中,已標示有形成聚集華人的村落。
隨後在鴉片戰爭時期,中英簽署《南京條約》,清政府承認國民前往海外謀生的權利,由於當時大英帝國需要大量人力資源以開發馬來亞半島,遂從中國南方地區引進大量華工到馬來亞半島,成為礦工、種植工人等。到了19世紀末蒸汽船取代帆船,交通便利使得南來的華工數量更是急劇上升,甚至超越早期在海峽殖民地的娘惹峇峇,因此被早期定居的人稱為“新客”。
早期的華人移民將故鄉的文化輸入這片新的土地,包括傳統習俗、使用器具、建築構造技術,甚至建築文化等。尤其華人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城市地區,因此在東西馬各主要的市鎮中,都不難發現早期的文化遺產,尤其在建築方面,這些城市不乏歷史悠久的寺廟、會館建築、民宅、店屋,甚至義山等等。
體現在廟宇會館上的原鄉文化
華人南來之初,在陌生的土地上為求心安,通常會先建立廟宇,例如建於荷蘭殖民時的馬六甲青雲亭、英殖民初期的檳城廣福宮等等,象徵當時華人已有結社的能力。早期廟宇都兼具社團及教育功能,然而為了更清楚分別這些功能,一些地區的華人開始建造社團使用的空間,如會館、宗祠等等。目前保存得相當完好且時間最早的華人會館為檳城嘉應會館(1801年),隨後有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1801年)、馬六甲惠州會館(1805年)等。
有些會館最早的建築已不可考,在興建之後有過幾次整修,但仍然具有相當高的保存價值。隨著不同籍貫的華人先人南來,帶來了中國原鄉不同的文化特徵,也表達在寺廟與建築的外觀上面。而這些不同籍貫的建築物,往往出現在同一街道上,例如檳城的大伯公街(King Street)便出現了22棟會館。這些會館的籍貫特色構成多元文化的景觀,以致這些會館的保留價值因為共同塑造街道景觀而顯得更為重要。
除了寺廟以及會館建築,遍佈馬來西亞各城市的街屋也被視為華人的文化遺產,這些街屋最早由華人帶至馬六甲,並在新加坡由萊佛士將騎樓空間訂為都市計劃之基本要求,因其寬度為5呎而取名五腳基,最終流傳至全馬各地,甚至亞洲一些國家。街屋建築雖然由英國人發揚光大,但也可以說同時包含了華人建築基因,尤其在一些保存完整的街屋當中,仍可見其空間保留著華人的傳統觀念,這些建築也可以被視為華人建築文化遺產。
融合東西文化的私宅樣貌
19世紀以後,一些華人在大馬累積了一些財富,進而從中國引進一些優秀的建築工匠為其建造宅第,有者乃僱用洋人建築師,或曾經協助洋人建造房子的匠師,設計出獨一無二的私人宅第,風格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的特徵,有者則與馬來傳統建築形式結合,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融合樣貌,例如檳城的張弼士故居、陸佑故居、陸秋傑故居、鄭景貴故居等等。這些建築物具有精緻的雕刻,即使放在馬來西亞建築歷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
在二戰之後因對抗馬共而形成的新村,建築格局也承傳了華人的生活文化習俗,包括對稱式平面格局,大廳內有祭拜神明及祖先之神臺,以及為了標示祖籍身分的堂號等等,都具有明顯的華人文化色彩。馬來西亞是一個擁有豐富多元文化遺產的國家,華人建築文化遺產加上無形文化遺產,是構成多元文化樣貌,以及促成多元價值觀的重要元素,除了華社,其他共同生長在這片土地的人們也應該視之為己任,將這些文化遺產保存及經營下去;反之亦然,華人也當視其他族群文化為已任,共同維護這個國家難得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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