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共和联邦运动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就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CG98 4个字是“Commonwealth Games 1998”的缩写,拼成国花大红花,成为当届赛会标志。当年举国欢腾,响彻“Malaysia Boleh”口号。一度,我们真的相信马来西亚能。
其实,共运会是继奥运会和亚运会后最大规模的大型综合运动会。不免让人怀疑,1998年马来西亚是如何办到的?“奥运遗产”包括体育、社交、环境、都市和经济,套用在98共运,大马、吉隆坡留下什么“运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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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景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使吉隆坡成为花园城市,道路旁都是绿肺。”城市土地运用及交通规划专家吴木炎回忆,98共运前后的吉隆坡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
吉隆坡于1992年打败澳洲阿德莱德,获选为1998年共运东道主。吴木炎记得,90年代,整个吉隆坡大兴土木,处处建设,俨然是巨型工地。吉隆坡塔、国油双峰塔和轻快铁线多个工程同时进行,当然还包括武吉加里尔多座共运场馆。为接待外国领袖、使节,很多五星级酒店也是在那时应运而生。
吴木炎记忆中最大的差别是道路建设。当时的城市道路加宽、改善后是使用者友善、环境亲善的,不像现在多是贯穿城市的高架公路。当时的城市绿肺有咖啡山(Bukit Nanas);帝帝皇沙湖滨公园是共运竞走的赛场;蕉赖建有脚车场馆和吉隆坡羽球馆(现已拆除,兴建公寓),沿路一直到老街场休闲公园(Taman Rekreasi Pudu Ulu)都围绕在绿荫中。
“不要忘记,金銮镇(Bandar Kinrara)的板球场,那时还没有霸级市场,也没有高架桥、轻快铁,当时周围都是绿肺。”吴木炎点出,当时的道路和基础建设都是平面,而非立交。远道而来的选手、支持者、游客在往来赛场时,都能感受绿意盎然的城市。尔后的吉隆坡大兴两三层高架公路,且穿越市中心,对景观破坏很大。
大型赛会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整个国家、城市斥资建设,造成举国经济压力庞大。吴木炎倒认为,当年马来西亚确实有实力承办共运会。90年代,马来西亚是亚洲四小虎,还到中国、越南投资,经济突飞猛进。承办共运,外国媒体聚集采访报道,国外旅客前来观赛,都见证吉隆坡的现代化发展。
“过往共运都是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和英国举办,第一次在亚洲举办,的确要展示‘我们也不差’。”
|昔日光辉再难复制|
再说共运场馆建设,当时,武吉加里尔原是垃圾掩埋场。在私营化政策下,马资源(MRCB)负责建设武吉加里尔体育馆,以换取市中心独立公园地段。共运成功举办后,有一段时间场馆经营不善,后来才整合成现在的国家体育中心。
位于国际医药大学(IMU)对面的Vista Commonwealth公寓,前身是共运选手村。那本来就是私人发展计划,让选手先入住,再延后交屋。至于散布在雪隆各个角落的场馆,因设备老旧,一个个慢慢淘汰,被新建场馆取而代之。
前首相马哈迪的强人作风固然充满争议,但当年大马确实辉煌。纵观二十多年的后共运时代,吴木炎看来觉得可惜,大马似乎把98共运当作终点,并没有延续昔日光辉。现在的武吉加里尔公寓林立,大型商场进驻,在他眼里也和共运会没有直接关系,“后来的都是前首相纳吉时代的私营化发展计划。”
|我们有运动科学,却没有运动管理人才|
98共运带动了吉隆坡城市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那赛事最核心的“体育”有什么遗产呢?
共运会后,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中心的场馆除了举办东运会和其他单项运动赛事,民众最有印象的大概是演唱会。疫情期间,体育场又化为冠病疫苗大型接种中心,多了新用途。
马来亚大学运动科学系高级讲师薇达蒂(Dr Wirdati Radzi)提醒,演唱会等场地出租收入仅是杯水车薪。武吉加里尔和雪隆数个国家级体育场馆都由青体部旗下马来西亚体育馆机构(PSM)管理经营。根据2014年的财报,场馆的修缮养护费用高达2973万9018令吉,体育馆出租收入仅有462万3713令吉,相差约2500万令吉,相当惊人。
每年稽查报告出炉,坊间就会流传这句话“一流设备,九流管理”。薇达蒂认为,运动场馆当然应由各体育协会里真正懂得场馆还能怎么用的体育专业人士来管理,只是他们可能缺乏经营头脑。
“其实那几年马哈迪推动了一系列活动,1996年Le Tour De Langkawi(环浮罗交怡长途脚车赛),也是我国第一个国际单项运动赛事,很成功;过后就是98共运、1999年F1(一级方程式赛车)。”经薇达蒂细数,原来我国承办的大型赛会并不少。不谈政治立场,只谈作为,时任首相马哈迪确实想透过举办体育赛事来启发、激励人民。
除了赛事,1995年马来亚大学首办运动管理科系,199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可是我们的运动产业缺乏的就是这些(运动管理)人才!”薇达蒂遗憾,当时政府投注很多资金来启发人民,但没有人接过棒子。
运动管理人才并不受社会普遍认可。薇达蒂从学生的就业经验发现,就连知名运动品牌也宁愿录取同是马大毕业的商业管理系学生,也不选运动管理系。“本地培养的学生没有办法在运动产业发挥。”
改革,从哪里开始?
薇达蒂相信,想要延续“运动遗产”,政府和各项体育协会、人民应紧密连结。人们的目光往往重视运动员的表现,但他们只是整条运动产业链的最终产品,背后得有庞大的团队支持。 “我国的运动科学还不错,但是关乎场馆管理、法律、体育协会营运等等,却不被视为同等重要,这个情况必须改变。”
亚洲运动管理协会有很多学术人员,专业包括运动商业、运动人力资源管理、运动法律等,薇达蒂在里头发现,大马和其他亚洲国家落差很大,“日韩的情况是运动管理人才告诉政策制定者哪些办法必须执行。”
“应该要赋权各个体育协会,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运动,也不会有其他设施、服饰、器材需求。”然而,曾任体育专员署(Pejabat Pesuruhjaya Sukan)体育专员的她观察到,我国的体育协会思维仍以非营利为主,而非思考如何不靠政府资金,永续经营。体育协会常年获得青体部拨款,资金流向、用途等资讯却不透明。最基本的运动员、教练、技术人员、各州场地也没有系统地记录,没有妥善管理,更甭说当中还有很多政治角力。
说到底,薇达蒂认为,我国的体育运动产业发展还不够完善,人才正在接轨。“国家要发展体育,不必急着建设国家级场馆,那些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是整顿产业内的组织与人才结合。”
谈到此,98共运为马来西亚留下什么“体育”方面的遗产?或许短暂有,只是没能好好延续。
曾经,马来西亚想再次申办共运会和亚运会,薇达蒂臆测,也许政府想复刻当年的荣耀、发展与精神。那么,马来西亚是否应再放手一搏?薇达蒂认为,“我们其实还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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