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宋代福建兴化人。这地方大家应不会陌生。就是我们爱吃那个兴化面线、兴化米粉的地方(莆田的旧称)。
郑樵的著述,留下来的不多,却留下一本200卷的《通志》,是中国史学的“三通”之其中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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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俗人眼里,他是一个怪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却立志读书。家贫刻苦,到处借书来读。谢绝人事,结茅读书,读尽天下八分书,读完万卷楼的藏书。但终其一生他却未曾参加科举考试。
他是爱国之士,上书抗金却报国无门。满腔热血遂乃寄寓于笔耕著述修史。惟献书朝廷坎坷委屈。虽曾被举荐,却因不附贵权,屡遭弹劾。皇帝曾给他官做,却不识趣回说:“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讲起来,这人还真是够拽、够牛的。
朱熹听说他有学问,入山拜访。郑樵也颇为尊重,拿出他家的“山珍海味”款待朱熹,岂料尽只是“四白”(白豆腐、白盐、白姜和荞头)。还好朱熹毕竟是一个有同理心的大儒,以郑樵之生活处境,这已是最好的食物,是真心的请吃饭。两人谈了三天三夜,朱熹衷心佩服郑樵的博学。
可是《宋史》〈郑樵传〉的评价,对他有点不公平。说他“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虽说他“平生甘枯淡,乐施与”,但《宋史》又以俗人冷眼说郑樵内心其实是孜孜于想图个官位(“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这种俗人偏见要至明代地方志,才为其平反,在地人赞说郑樵“先生标表独立,节行尤高,不汲汲于势利。”
郑樵《通志》,他的一些议论,的确有偏见之处。这主要是他个人的格局。一是自负,一是没在朝中当过大官而欲议论典章制度,难免有实践上的认知和落差。不过,郑樵读史写史,强调学问渊源,重视文化史,这一点我们必须肯定。事实上,郑樵《通志》继承的是司马迁的“通史”传统,所收内容却更为广博。不仅收录典章制度,兼载纪传,其〈二十略〉更是《通志》最精彩的部分,纲目包括天文、地理、器服、礼、乐、职官、选举、邢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等。可谓一部无所不通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探讨姓氏源流的氏族、讲文字构造的六书,回查用韵的七音、都邑、昆虫草木,这是以往史书所没有的纲目,是其创制。
书的内容博杂,作者实则强调会通。郑樵指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这种强调融会、通达的史观,才是《通志》著述之精髓,而绝非《宋史》所述“博学而寡要”。只知其博不识其通,读不出郑樵之志。
心系国家命运之郑樵,具有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作为一个修史者,他不像司马光《资治通鉴》仅仅把以史为鉴之事偏重于政治国事上。他重视民生食货,还重视农事都邑、天文地理、草木虫鸟鱼兽等等,文理兼治。他追求实践精神,不仅观测天象,还亲躬向农民野老学习,到野外实地观察草木动物,田野踏查。
处在讲求义理的宋学(理学)之学术氛围,郑樵却敢敢批评说:“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甚至指说这儒家学术的格局,从孔子以来就存在了(“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
长期处于学术主流的儒家经学,自古以来,无论是意气之争还是学术之争或权势学术资源之争,一些自命君子的儒者的心胸还真小里小气,文人相轻,争胜好辩死爱面子又要赢。耗大把时间,如郑樵所言“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都不懂这些文化人整天忙的是什么?关心执著所为何事?“经书既苟且,史书又荒唐”。高举春秋褒贬之大旗,高唱捍卫传统道统,却不假思辨,以为古书“字字可信”,实则愚蠢。尽是读书不求甚解,不实事求是的“妄说”与“欺人”(郑樵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说郑樵《通志》“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是的,写好历史,不是光靠依附乡愿主流,乱套意识形态,讲空话。
写史,你还得淡泊名利。毕竟做学问,不是博“点赞”。认真的学术探讨,更不是让你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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