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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潮州少年陈氏从加里曼丹南部跟着几位华人登船,到英属砂拉越寻找机会。这个小团队带着货,时而乘船时而步行,穿越高低起伏的婆罗洲莽林,靠着经验辨别方向,一路还得防范随时出没的毒蛇猛兽,以及土匪的攻击。
昼行夜伏多日,最后一段船程越过砂拉越和加里曼丹的边界线,在古晋省石隆门县一个叫新山(Pangkalan Tebang)的地方停靠。沿着简陋的渡头登岸,先在岸边的小福德祠膜拜一番,感谢伯公一路保庇,随后在福德祠咫尺之遥那仅有的一排双层木板老店投宿。
店主也是潮州人,经营杂货店,想必经常接待加里曼丹来客。杂货店隔壁是一家海南人的咖啡店,连日长途劳顿的陈氏就在这家店里,喝到生平第一杯阿华田,那滋味毕生难忘。当晚借住在杂货店二楼,由于和店主乡里乡亲的,一伙人搭着潮州话,倒也一席畅聊。
隔天,陈氏等人话别店主,背起货物又启程了,目的地是当时相当繁荣的石隆门镇。从新山到石隆门镇又要步行穿越大片森林。当晚,众人在一座毕达友长屋夜宿,又过一天总算抵达了石隆门镇。
以不具名的方式记录一位加里曼丹的潮州少年越过边界线进入砂拉越定居的往事,是要说明砂、加绵延千里的边界线,自古以来虽然有天然屏障,但是挡不住两地人民的往来。陈氏的经历非但不是特例,而且很寻常;人口的流动,当然也牵动贸易的发展,类似石隆门这种边陲城镇的边陲贸易,可以想像是非常频繁往来的,尽管要掌握准确的数据并非易事。
因金矿而跨境移动
早在17世纪,加里曼丹已经是荷兰的殖民地,境内还有多个苏丹王国,以及若干华人公司从事采金活动,比如在1770年成立的兰芳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势力非常大的华人公司。其时,砂拉越是汶莱的边陲属地,并未特别引起荷兰人的兴趣,即便汶莱本身也似乎没有很在意这片国土。
1830年前后,锑矿在石隆门地区被发现改变了砂拉越的命运,引来各方势力的争夺。同个时期,一批加里曼丹的客家矿工为了躲避荷兰殖民地当局对华人公司的打压,乃翻越边界进入砂拉越寻找新的金矿,正是落脚在新山这个地方。由于新山的矿场不丰,他们稍后迁移到帽山地区,当地即成了十二分公司的基地。1850年以后,更多矿工从加里曼丹移入,在1857年爆发华工事件以前,帽山华工逾三千人。
另有一批加里曼丹矿工,则稍晚于十二分公司,在1854至1956年间落足在砂拉越第二省的马鹿地区,成立了十五分公司,同样在当地从事采金活动。
这两笔资料透露了砂加边界线早期的人口活动,我们从加里曼丹坤甸丹戎普拉大学(University of Tanjungpura)经济学系讲师Fariastuti的论文〈西加里曼丹与砂拉越边界的跨境人流与货流〉这篇论文也读到,“砂拉越人和西加里曼丹人之间的跨境关系早已存在”,而且“缺乏优质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并不是人们过境的障碍”。
她还指出,“砂拉越是西加里曼丹人民的‘梦想之地’,因为它的人均收入高、安全、清洁,而且管理良好。砂拉越在1970年代广为人知,当时马来西亚电视广播成为西加里曼丹人民观看的第一个电视广播。此外,来自砂拉越的商品,如旧衣服和饼干,被广泛消费。”透过她的论文,我们也得知晚至1995年,砂、加边界才有了比较完善的出入境记录系统。
砂加边界曾爆发武装冲突
说起边界贸易活动,那会是哪些货品呢?可以大胆推测,早年肯定包括黄金、锑矿和鸦片。这些活动不可能没有引起砂拉越拉者政府与加里曼丹荷兰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然而漫长的边界线向来难以有力监管。1846年,荷兰总督颁布法令概述了荷兰对婆罗洲的陆地利益;1891年,英荷两国在伦敦签署的公约是确定加里曼丹和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岛上陆地边界的主要文件;到了1973 年,马来西亚和印尼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联合勘测和划定两国共同的陆地边界,并于2000年2月完成。
砂拉越和加里曼丹边界也曾经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那是印尼为了反对马来西亚成立而发动的马印对抗军事行动。1963年4月11日晚,60至75名印尼军人越界攻击砂拉越打必禄的警察局,杀死一名警官,并偷走武器,返回印尼边境,打响了马印对抗的第一枪。此后,两国的军队多次交锋,除了少数发生在西马,主战场还是在砂拉越和加里曼丹边界。1966年,印尼苏卡诺总统垮台,苏哈多继位,才在1966年8月11日结束这场军事行动。
时至今日,砂拉越边界管理依然是当局头痛的问题,除了官方确立的关卡,还有数之不尽的“老鼠路”,输送着私货与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在冠病疫情期间显得特别棘手。2021年初,砂拉越副首长詹玛欣透露砂拉越政府有意在边界建造全长大约1000公里的围墙,然而耗资甚巨,可行与否还有待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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