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月萍/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

从历史识见至人物选取，余先生特别留意世变中人的际遇以及对时代的回应。如着力深刻的《方以智晚节考》，勾勒出政权易位后明代遗民的内心与精神状态。另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的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这几本书，可知 1949年的政治分裂效应如何影响知识人的生命抉择、思想变动以及“文”的承传轨迹，一如他所说：“我个人相信，史学似乎还是应该以人为中心。而所谓的‘人’，则并不指孤立的、个别的、以至片面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整个社会或文化中的人。”

◢《朱熹的历史世界》引起论争

余先生每一本书的出版或是文章抛出的学术观点，常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1986年仍在美国教书的钱新祖出版《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英文版，中文译本在2012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一书，余先生撰写了近60页书评，刊登于北美的《明代研究》（Ming studies）。严厉的批评，引起不小的论争，甚至蔓延至台湾学界。

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二册，又是另一波重要的论争。朱熹是宋代的儒者、道学家，余先生不按过去分析宋明理学一贯的哲学叙述套路，他把朱熹的“得君行道”思想放到宋代的政治文化来考究，以别于抽离式的哲学分析。在两百多页的绪论中，批评一种超时空、不涉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处理方式。这一波有关历史与哲学分析思维与价值衡定的分歧，重要的历史、哲学学者如陈来、刘述先、杨儒宾和葛兆光等人，纷纷写文章回应。

后来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也为文检视书中“政治文化”的范围与定义，认为只从政治语境去理解朱熹与道学，仍有所不足；反之，须把视域拉宽至社会史的范畴，尤其是把士人看作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其次是掌握11至12世纪历史剧变中的社会语境，有助于理解朱熹在这段期间的政治角色。

◢学术生命的终极关怀

寻找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意义，是余先生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或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从内在思想的探索或回应外在的挑战，他关注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中的思想变动、文化价值与精神取向。

余先生曾以杜牧的“丸之走盘”妙喻来说明“盘”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经历了各种变动，却无法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如“丸之不能出于盘”。直至19世纪晚期以后，内外力量交攻，中国传统进入解体的过程，说明“丸已出盘”，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可是这之后，如何传统？如何现代？这已不仅是余先生个人的疑问，是一个须集合众力，不断探索的进程。

◢中国轴心突破特色

2014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先生以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进程，追溯天人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除了具体指出轴心突破所奠定的一个文明的独特精神取向以及该精神特色的具体形态以外，也参照西方的宗教与哲学系统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合一观”，区隔出中国“天人合一”的特色，是回到“生命之源”，即人与天交接的终极所在（ultimate），没有发生自我与他者对峙的问题。这一本书可说是为中国思想文化找到价值本源的超越精神力量。

余先生最后一本著作，是个人的回忆录。2018年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他述说在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在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念书的情景，以及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期以及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等经历。可知中国、香港、美国与台湾等地的涵养，如何形成他的学术生命与思想气质，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坚持与包容，如书中记述钱穆先生的话：“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 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文化。”

余先生走了，他的书留下来了。记起在钱穆故居素书楼里读到的一句话：“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余先生学问的许多想法是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相关联，两人同样一生都为中国文化招魂，他们的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