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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4:27pm 06/09/2021

魏月萍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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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魏月萍/書都寫好了,將來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時先生

魏月萍(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副教授)

編按:史學泰斗余英時今年8月初辭世了,享耆壽91歲。

余英時名氣很大,中文系生對他並不陌生,甚至崇拜他。但若未接觸過中國史學,即使熱愛閱讀,卻未必認識他了。

本期【讀家】邀請了曾拜訪過余英時,且對他有一定了解的本地學者,帶領大家閱讀余英時。

2005年1月份的大雪,就在北美經歷了10年最嚴重的大雪風暴之後,本文作者魏月萍到普林斯頓訪余英時先生。

8月5日早上,被告知余英時先生逝世的消息已刷滿臉書屏幕時,心裡有些哀傷,卻很平靜。一如多年前,當知悉柳存仁、溝口雄三、荒木見悟等學人的逝世消息,已領悟那些時代學人成群地來,他們終將成群地離去。一代學人留下的豐富學問,還有為人處世的智慧,將成為後世人們追念與反躬自省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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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先生是史學家,長期在美國教學,做研究。很多華裔學者退休後,都選擇回到華人世界,熱鬧一些。餘先生卻不,遠離喧囂,安心做學問。2005年有機會到普林斯頓拜訪餘先生,他也說:“現在安靜的讀書與著述的生活,就像錢穆先生一樣,不再參加學術會議,不再寫時評文章,以前教書都得備課,現在退休後,時間都是自己的,所以特別的珍惜。”但他一直都不是隔絕於社會與公共事務的純粹學院派學者,身在美國,也常在華人廣播電臺發表論見。不少六四流亡人士如蘇曉康、劉賓雁等人,能夠順利在美國安頓,他出力不少。曾向餘先生詢及學者與知識分子兩者的關係,他說本業是做學問,知識分子是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兩者並不衝突。一直是如此的信念,堅守本業又不失現世關懷。

餘先生一生遊走於中西文化,始終關懷中國文化與知識分子的議題,研究著作豐碩,扼言之,可概括以下幾個範圍:一是有關史學傳統、二是有關學術思想史,尤其是明清思想的變動、三是有關五四人物、論述以及人文與民主。餘先生思想恢宏、論說細密,本文旨在介紹餘先生一些重要的書,僅能觸及其學問探究的一二面向,有遺漏處,待後來者補綴。

◢史學以“人”為中心

錢穆先生以“溫情與敬意”看待歷史,餘先生則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中,揭示英國曆史學家柯靈烏(R.G Collingwood)“設身處地重演古人的思境”、“史學家只有深入史事的‘內在’面(即思想狀態)始能把握歷史的真象”的論說。書中多篇文章論及明清的思想變動,展現了“內在理路”的思想圖式,對學界影響深遠。重視思想內在的關聯性,不意味排拒“外緣因素”,不過二者各有其應用的範圍,“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餘先生關注處於時代與學術轉型中的人物,自然會關注戴震與章學誠。戴震是清代經學家、思想家,而章學誠是史學家。在《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中,餘先生推崇戴震,視他為清代道問學與智識主義的集大成者,不僅是戴震勇於挑戰傳統儒家權威(指程朱理學),嶄現理性批判精神,更重要是戴震以考證訓詁為工具,卻不忽略義理,對於儒家的善、理與欲都賦予新的意義。而作為史學家的章學誠,則秉持“史學經世”理念,倡議讀經必兼讀史,在救時弊中開闢新風氣。

從歷史識見至人物選取,餘先生特別留意世變中人的際遇以及對時代的回應。如著力深刻的《方以智晚節考》,勾勒出政權易位後明代遺民的內心與精神狀態。另從《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重尋胡適的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這幾本書,可知 1949年的政治分裂效應如何影響知識人的生命抉擇、思想變動以及“文”的承傳軌跡,一如他所說:“我個人相信,史學似乎還是應該以人為中心。而所謂的‘人’,則並不指孤立的、個別的、以至片面的個人,而是生活在整個社會或文化中的人。”

◢《朱熹的歷史世界》引起論爭

餘先生每一本書的出版或是文章拋出的學術觀點,常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1986年仍在美國教書的錢新祖出版《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英文版,中文譯本在2012年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一書,餘先生撰寫了近60頁書評,刊登於北美的《明代研究》(Ming studies)。嚴厲的批評,引起不小的論爭,甚至蔓延至臺灣學界。

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二冊,又是另一波重要的論爭。朱熹是宋代的儒者、道學家,餘先生不按過去分析宋明理學一貫的哲學敘述套路,他把朱熹的“得君行道”思想放到宋代的政治文化來考究,以別於抽離式的哲學分析。在兩百多頁的緒論中,批評一種超時空、不涉具體的歷史情境的處理方式。這一波有關歷史與哲學分析思維與價值衡定的分歧,重要的歷史、哲學學者如陳來、劉述先、楊儒賓和葛兆光等人,紛紛寫文章回應。

後來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也為文檢視書中“政治文化”的範圍與定義,認為只從政治語境去理解朱熹與道學,仍有所不足;反之,須把視域拉寬至社會史的範疇,尤其是把士人看作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其次是掌握11至12世紀曆史劇變中的社會語境,有助於理解朱熹在這段期間的政治角色。

◢學術生命的終極關懷

尋找中國思想文化的獨特性與現代意義,是餘先生的終極關懷,無論是《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或是《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從內在思想的探索或回應外在的挑戰,他關注的是中國思想文化獨特性中的思想變動、文化價值與精神取向。

餘先生曾以杜牧的“丸之走盤”妙喻來說明“盤”是傳統的外在間架,“丸”則象徵傳統內部的種種發展動力。18世紀以前,中國傳統內部經歷了各種變動,卻無法突破傳統的基本格局,正如“丸之不能出於盤”。直至19世紀晚期以後,內外力量交攻,中國傳統進入解體的過程,說明“丸已出盤”,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可是這之後,如何傳統?如何現代?這已不僅是餘先生個人的疑問,是一個須集合眾力,不斷探索的進程。


◢中國軸心突破特色

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餘先生以中國軸心突破的歷史進程,追溯天人關係以及天人合一的歷史演變,除了具體指出軸心突破所奠定的一個文明的獨特精神取向以及該精神特色的具體形態以外,也參照西方的宗教與哲學系統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合一觀”,區隔出中國“天人合一”的特色,是回到“生命之源”,即人與天交接的終極所在(ultimate),沒有發生自我與他者對峙的問題。這一本書可說是為中國思想文化找到價值本源的超越精神力量。

餘先生最後一本著作,是個人的回憶錄。2018年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中,他述說在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在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唸書的情景,以及在香港新亞書院時期以及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等經歷。可知中國、香港、美國與臺灣等地的涵養,如何形成他的學術生命與思想氣質,包括對中國文化的堅持與包容,如書中記述錢穆先生的話:“讀書的目的必須放得遠大。…… 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揚中國文化,也要溝通中西不同文化。”

餘先生走了,他的書留下來了。記起在錢穆故居素書樓裡讀到的一句話:“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餘先生學問的許多想法是和他的老師錢穆先生相關聯,兩人同樣一生都為中國文化招魂,他們的書都寫好了,將來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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