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天阴得厉害,风呼呼地刮,眼看着就要下起滔天大雨,而火车才刚刚启动,所以摇晃得不是太严重。陈凯歌看起来有点魂不守舍,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一起到云南插队的同伴,然后对坐的伙伴突然对陈凯歌呶了呶嘴,暗示他回头望,陈凯歌转过头去,正好看见明明在牢房里关押着此刻却千方百计争取特殊批准特地来送行的父亲,含着一泡随时往下掉的眼泪,贴紧开动的火车追着向他挥手——火车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父亲的身影一寸一寸一寸一寸慢慢缩小,陈凯歌把整个身子贴在车窗上,眼泪像雨一样,又急又猛,霎时间全落了下来——那一个晚上,少年凯歌一整夜坐在轰隆隆开出去的火车上没有合眼,脸上的悲伤久久不曾褪去,把自己的青春在那一个夜里,坐成了一具标本。
过了好多好多年,陈凯歌老了,站在他装修过的摩登四合院里的回廊上,助手给他递来法国都彭的雪茄,他说他偶尔也会抽英国的登喜,倒是纸烟,因为太久没抽,有点不习惯了,而其实你望过去,可以望见玄关边上还立着一把安静地滴着水珠儿的油纸伞,陈凯歌一边听雨,一边将自己的过去对前来作客的客人说起,眼神平静,波澜不起,连那语速,也是平缓而抒情的,没有太多起承转合,只是如果你看仔细,会发现陈凯歌眼里有光,他在那光里和过去的自己相遇,然后又一次被曾经翻江倒海,甚至坚决切断原名陈皑鸽,改成陈凯歌的少年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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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陈凯歌一到云南,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给家里写信,殷殷地请求父亲原谅,但他父亲仿佛被谁砸坏了脑袋似的,回信的时候说,“傻孩子,你又没做错什么,道什么歉哪?”隔了大半年,陈凯歌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老家,差点认不出那个衣服破旧、牙齿脱落,拄着扫帚在巷口厕所打扫卫生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陈凯歌远远站着,把手指头伸进嘴巴里,咬得咯咯作响,不肯让自己哭出声音,他看见父亲对每个人都哈背弯腰,连路过的居民,老的少的,也都笑着谦卑地问好,已经不是他印象中在片扬当导演的时候趾高气扬的那个父亲了。终于父亲发现了他,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只懂得赶紧用因寒冷而裂开来的手抹干净脸上的鼻涕,并且还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垢,那画面到现在还烙在陈凯歌的脑海里,每次一闪而过,都心如刀割,都如遭电殛,那个时候,陈凯歌记得,父亲才不过五十来岁。
就好像,陈凯歌慢慢记起来,当年父亲被批斗之后颤巍巍地回到家,在房里躲起来不敢面对陈凯歌,认为自己不是中共党员的身分在那个时候是极大的罪恶,影响了陈凯歌的学习,也让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了委屈,甚至还因此处处被老师盯梢,告诫陈凯歌他虽然不需要背负家庭包袱,但一定要注意克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而这场文革对陈凯歌最厉害的伤害是,多少分裂了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尤其因为父亲是著名导演,还参与国民党,于是陈凯歌的家里率先被抄,病中的母亲还被小红兵大声吆喝,命令她面墙而立,休想偷偷藏起家里的照片和书信,而年幼的妹妹不断地掉泪,却始终一句都不敢哭出声来。
而文革沸腾而起那一年,陈凯歌只有14岁。街头巷口贴满了大字报,并且三天两头,到处都是一哄而起的批斗大会。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终于在半夜里被拉走,随着一整排人弯下腰,跪倒在宅楼背后的院子接受批斗,然后人群开始鼓噪,高喊“打倒黑五类”、“打倒牛鬼蛇神”,而那些带着红袖章的小红卫兵,一把认出了陈凯歌,将他从围观的人群里抓出来,硬是把他推到父亲面前,要儿子揭发自己的父亲,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说他是漏网右派,当时的陈凯歌脑子轰地一声,空白一片,并且只感到害怕,害怕自己如果不揭发父亲,就会被打入和父亲一样的阶级——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懂得什么叫揭发?怎么知道揭发一个人的意思,等于恩断义绝,等于罔顾亲情,置自己的父亲于死地?他满脸惊恐,在众人威逼的眼光底下站到了父亲面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大伙鼓噪之下喊出了什么,只知道父亲抬起头,又怜惜又歉疚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自己连累了陈凯歌,而陈凯歌却在小红卫兵的指令之下,用力往父亲的肩膀推了一下,父亲本能地想躲,最后却没有躲开,只是低下头,把原本顶天立地的腰竿子,在儿子面前慢慢地弯下来,不敢再看孩子一眼,而陈凯歌这时候才禁不住眼眶一紧,知道自己背叛了父亲,硬生生把强忍着不让它们留下来的眼泪,都吞进了喉咙里——
这样子的批斗场面,陈凯歌后来也拍过——《霸王别姬》也有一场在国子监孔庙拍的批斗戏,段小楼被红卫兵拳打脚踢,跪倒在烈焰升腾的火堆跟前,而且被拷问得只差那么一步就失控疯魔,最终忍不住爆发开来,在焚烧梨园家当的戏班子面前,指着穿上戏服化上戏妆的程蝶衣,说他不止是汉奸,还吸大烟,并且为了讨好反动官僚袁四爷,自愿屈身成为对方的玩物——字字锋利,句句锥心。而段小楼不留余地的批斗与检举,像一支剑,一寸一寸,刺进程蝶衣的心口,他瞪大眼,难以置信,完全不相信他的大师兄、他的楚霸王、自小为他挨打成全他为角儿的小石头,为了自保,竟公然撕裂和他的情分。文革可怕吗?当然可怕。而文革真正可怕的还是,在那妖魔时代,人人禁不起拷问和恐吓之下,那单薄如纸,一戳即穿的人性——我一直相信,陈凯歌和他为《霸王别姬》担任艺术指导的父亲陈怀皑,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没有可能不联想起父子俩不敢再去碰触的那一段过去,他们只是闭着气,潜在水里游了过去。
不论轻重,每个人其实都是一部自己的历史。而陈凯歌比较不同的是,在他这部历史上,承载他早年的心理创伤,他未来的宏图大业,还有他一直藏着的,一个霸王,一个虞姬,终究跟他形影不离。我常在想,作为一个烈火熊熊的创作者或者艺术家,他必须耐冷怕热,必须纹丝不动地坦然面对所有必要与不必要的孤独,必须能够自动自觉地绝迹于这个世界上衣香鬓影的热闹现场,必须愿意承担被遗忘并且不被奉承的风险——而真正甘之如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款待自己的导演,我印象中的李安或侯孝贤都可以,但不是陈凯歌。陈凯歌是那种带点独裁带点专制,他享受的是华美的顶礼与膜拜,追逐的是豪华的演员卡士和万马奔腾的澎湃场面,就连王家卫也说,“我看陈凯歌的电影,看的就是他的霸气。”而且我永远记得,有人问起陈凯歌,在剧组里什么叫做规矩,陈凯歌坐在导演椅上,半开玩笑说,“只要我手一伸出去,茶壶就递到我手上来,这就是规矩。”
这恐怕是真的。陈凯歌是个专业意识上特别高傲的导演,而且说话时老是带点命令的口气,就连和巩俐和张国荣这些大牌说戏,一开口还是,“你不能”,“你应该”,“你必须”,这是他惯用的句型,有特定的权威性,而且很难改掉或丢弃。就连一向被各路导演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关照着的张国荣也说,陈凯歌在片场上很有一股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气,特别是拍摄大场面的时候,他不怒而威,加上魁梧的身形,只需叱喝一声,就把场面给镇压住,跟书生型的李安和侠客型的张艺谋根本是两回事,他不是用艺术去感化人,而是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镇压人,我记得张国荣当时还轻轻地笑着揶揄,“也许内地人都习惯给人镇压吧。”
但陈凯歌是疼张国荣的,比疼女演员还疼。那疼里边,暗暗埋着千丝万缕,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的几分怜惜。听陈凯歌说,后来张国荣的戏份拍完了,可《霸王别姬》还没杀青,剧组就在酒店办了个小小的饭局欢送,酒酣饭足,张国荣突然对他说,那我先走了,我在这怕耽误了你们的事儿——当晚陈凯歌确实喝高了,没去细想张国荣咋就耽误他们了?事后清醒,也没就这话向张国荣追问。而张国荣离开剧组回了香港,陈凯歌日夜赶戏,午后在片场等摄影师打灯的时候因为太累不小心盹着了,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张国荣穿着戏里的灰色长衫,一脸素净,仿佛还微微笑着,仿佛有什么话想要交代,最后却瞟了他一眼,只对他说了句,“从此别过了”,随即飘然而去——陈凯歌到现在还分不清,当时到梦里向他辞别的,到底是张国荣,还是程蝶衣?醒来后片场人声喧杂,陈凯歌的背脊,慢慢泛起一身清汗。所以数年后在北京接到张国荣跳楼去世的消息,陈凯歌并没有太过吃惊,他记得那酒店,那是他第一次和张国荣见面的地方,他只是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眼眶突然一阵热,遂站起身,假装走到窗边看自己养的那盆兰花——他心里始终宽慰的是,人世漫漫,缘来散聚,到底相识一场,张国荣已经在好多年以前,提早向他辞行。倒是留下来的陈凯歌,到现在还是大而无畏,还是道貌岸然地看着外面这个锦绣乾坤的世界,明明姹紫嫣红都已看遍,他还是要亲自再走一趟,因为他说,不探园林,又怎知人世间春色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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