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跳槽法和罷免法，是當務之急

在多元社會，沒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強加自身的宗教觀於他人身上，為了達到目的，濫用私刑更是大錯。一直以來，某些組織和民間人士一直在進行道德監督，甚至支持民間道德審查，以維護宗教名義，縱容了某種程度的自發執法行為。大叔掌摑非穆案是對多元社會的一個警示。

柔佛一名馬來大叔掌摑在齋戒期間進食的華裔青年被提控，因為3個原因而“節外生枝”：一是大叔不瞭解法庭程序，言行反覆；二是負責提控的副檢察司準備不足，導致推事一度將案件列為釋放不等於無罪（DNAA）；第三是，民眾從新聞得知案件列DNAA，無法接受這個結果。無論如何，大叔當天重新被提控，在不認罪下，獲得保外候審。

星期三早上，被告阿都拉查面控時已經認罪不諱，卻在得知控狀內容後，就對裡面提到的“被掌摑的男子臉部腫脹”字眼有異議，說他有掌摑對方，但沒有用力到造成腫傷；結果推事因為被告對案情有意見，推翻他的認罪，案件另擇日期過堂和審訊。

基於被告沒有代表律師，顯然不瞭解審訊程序。當被告聽到推事要求他聘請律師或者申請法援，相信是慌了，就表示後悔，說他不想耽誤孩子上班，要求再度認罪，結果推事認為被告是“有條件認罪”，不接受他“再認罪”。

須知，刑事程序法典闡明，被告認罪必須是毫無保留、明確且無附加條件的，這意味著附帶條件的認罪將被視為未認罪。大叔對控狀有異議，推事沒有任何選擇，只好推翻他認罪。

這是審訊來到這裡出現的第一個轉折，接著主控官就接到布城總檢察署的指示，要求將案件列為“獲釋但不代表無罪”（DNAA）。消息傳出後，輿論矛頭就因此指向推事和檢控官，各種指責如提控雙重標準、司法不公的言論開始在網絡炸開，這是第二個轉折。

DNAA這個法律術語在副首相阿末扎希和其他政客的案件出現後就被“汙名化”了。然而，大叔這個案件與之前涉及政治人物的案件是不同的。

這裡先簡單解釋在什麼情況下案件會列為DNAA。一是證據不足、缺漏，或有新證據，讓案件必須重新評估。第二在檢控程序中有不妥，如被告在不適當的情況下認罪。第三被告可能在被扣押或審訊期間，受到不當對待，法庭可能會要求調查。第四檢控方決定暫時不繼續起訴（先不論什麼理由）。

按照司法程序，被告在面對案件時，控方不能用同樣罪責來提控2次。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案件的最後結果是無罪釋放，那麼控方以後就不能再用同樣的罪責/理由來第二次提控他。如果是DNAA的話，就是控方以後還可以用同樣罪責來控他。

主控官要求案件DNAA的時候，推事/法官只有兩個選擇，第一是裁決DNAA，第二是裁決無罪釋放（Discharge Amounting to Acquittal, DAA）。在本案，布城總檢察署相信是看到控狀有許多問題和漏洞，就指示主控官向推事要求DNAA，以便做下一步部署。但是，總檢察署做好了司法程序，卻漏了做好公關，結果形象再次受到衝擊。

在被告突然間“有條件認罪”的情況下，控方很可能一時亂了陣腳，還得出動布城總檢察署，副檢察司的專業素質令人費解。為何主控官不直接當場口頭改控狀？過去已有不少案例是這樣處理的。

總檢察署也沒有解釋為何要DNAA，之後的文告只是解釋提控程序出現了技術問題，已經解決，下午重新提控。當國內許多人都不大相信司法，DNAA還是個貶義詞的時候，總檢察署即使快速在下午二度提控大叔，專業形象已經受損。下午的控狀與早上的控狀有幾個點明顯不同，更加深輿論的質疑。

目前，隨著大叔已經再度被提控，案件將正式進入審訊程序，我們且靜候審訊和判決。

不過，這起案件足以讓我們對這個日愈宗教化和急躁的社會進行反思：在多元社會，沒有人可以扮演道德和宗教警察，強加自身的宗教觀於他人身上，為了達到目的，濫用私刑更是大錯。掌摑他人的道德警察式行為扭曲了齋戒月本應強調的自我剋制。但是，這種“道德警察”式的行為或許與某些組織的推波助瀾、默許和縱容有關。一直以來，某些組織和民間人士一直在進行道德監督，甚至支持民間道德審查，以維護宗教的名義，縱容了某種程度的自發執法行為。大叔掌摑非穆案是對多元社會的一個警示。

令人欣慰的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皆一同譴責大叔的打人行為，並聲援受害者，更沒有人上綱上線至種族和宗教敏感課題，這顯示社會還是有成熟的一面。此外，某些政客也沒有摻和，不致於一發不可收拾。

警方和總檢察署的快速行動，值得讚揚，只是在辦案過程中有所疏忽，導致節外生枝，這是當局必須檢討並改善的地方。不過，總檢察署快速亡羊補牢，希望接下來主控官的表現能更加專業，為受害者伸張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