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對付“青蛙”前先定義“青蛙”

顯然地，廣義上的認定無法控制政治青蛙，反而會激化政治衝突引起更多社會危機，為此，我們必須從狹隘和技術性的角度解套。狹義上，民意代表是否為政治青蛙取決於提名參選時所採用的競選標誌，若民代在勝選以後轉投陣營或政黨則斷定為跳槽行為，隨後的法令就有足夠的空間予以對付。

因為受制於競選標誌，個別議員或政黨不敢任意轉換陣營，“換位”的直接結果就是交出選區，還政於民。舉例來說，2018年使用國陣標誌參選的砂國陣—土保黨、人聯黨、民進黨和砂人民黨，在國陣丟失政權後退盟並組織砂盟，4個前國陣成員黨需懸空18個國會議席另行補選，轉由選民投選適當的候選人。又如2020年喜來登行動曝光後，慕尤丁以黨主席之名率領土團黨離開希盟，因為2018年大選期間希盟議決統一使用公正黨標誌，因慕尤丁的政黨立場違反競選標誌得到的委託，土團黨必須放棄所有國州議席，再行舉辦補選一決雌雄。而針對509後陸續轉投土團黨的巫統國州議員，以及阿茲敏派系的退黨行為予以侍候則更加容易了。

這項定義顯然是對選民有利，民眾有更多能力左右政黨去向，因此很多政治人物對技術性的認定三緘其口。特別是採用統一標誌參選的政黨聯盟受到非常多的限制。在競選標誌定義政治青蛙的前提下，許多政黨為了選後有更多遊走空間，寧可使用各自標誌參選，聯盟的統一標誌則不受歡迎，而選舉標誌太多也造成政黨得票率受影響，勝選機會更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對政黨來說是非常不利的規範。

惟，競選標誌的規範卻對獨立人士無計可施。例如，2018年第十四屆大選時，以獨立人士身分勝出的砂拉越如婁國會議員孫偉瑄，選後不久即申請加入公正黨，2021年初轉為親國盟的獨立人士，由於他是以個人名義參選，以致競選標誌的跳槽者認定無法給予克責。

如果民意代表是因跟黨意作對而失去黨籍，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歸類為跳槽，因為是政黨主動解除議員的黨籍。可是，民代跟所屬政黨發生衝突之後卻很難定調誰對誰錯，此時，罷免選舉法就派上用場，對政黨裁決不滿的選區選民可以發動聯署向選舉委員會上訴，通過罷免和補選的方式向政黨表達選民的態度。

當然，罷免民意代表的做法，可能會導致政治報復延燒。例如，臺灣在2020年6月成功罷免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以後，先後有兩名直轄市議員（桃園市民進黨籍的王浩宇、高雄前時代力量籍的黃捷）和兩名分區立法委員（桃園市基進黨籍的陳柏惟、臺北市民進黨籍的林昶佐）受到國民黨支持者報復性罷免的牽連，藍綠間惡性競爭進一步撕裂臺灣社會，換做社會分歧嚴重的馬來西亞，發生諸如政黨動員選民發動報復性的聯署罷免乃意料中事。

對於防範跳槽者理應多管齊下，例如罷免法和反跳槽可以同步推動，並且跟其他防止政治賄賂和限制行政權的法案相呼應， 斬斷政治青蛙的出路，提高跳槽後的政治成本，並逐步改善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