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外交加的風雨飄搖中,如何重拾馬來西亞在三大變局中的方向,讓國力這幾年朝下敗落的頹勢向上提升,勢必影響未來多個世代在這片土地生活的幸福感。
去年,一整個世代面對了先進國宏願的夢想之幻滅,最後只留下在社媒對自己國家嘲諷和沮喪的發洩痕跡。最終還發現,最壞的時刻原來不是2020年,今年疫情急速惡化,政治動盪更劇烈且換了首相。2021年或許是我們國家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國運最低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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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國人還能奢侈地吃著多年累積的老本,苦苦撐下來生存著。我們暫時躲過了醫療資源徹底崩潰的絕望,以及貧窮階級餓死的慘劇,不過,當前我認為馬來西亞正處於三個大變局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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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大變局是政治格局重建的窘境。被打破了的國陣模式,釋放了赤裸裸的種族和宗教政治,當前任何一個政治結盟仍然無法提出一個獲得多數人支持的模式。種族和宗教的矛盾會持續被操控和激化,激發各種對立,撕裂國人,導致國家長期處於高度政治化的處境。
多年的政治動盪後,不少人患上“換政府燥熱症”。輿論市場充斥太多的政治靠邊站,不少觀察者以一己之政治立場和偏見來分析,鼓動自己支持的一方如何施展策略來奪權。縱使看似繁雜包裝的很理性的討論,只看名字就可知其立場。那數字上多一席兩席的勝利,投機的成分多於真正的長治久安之想象,對於這種短期權宜之安排,在機關算盡後,犧牲了全局的建立和務實工作的需要。
部分原因是,原本在黨外的知識分子已經曾經直接或間接地納入執政或反對黨聯盟的體制,一些更已經在高位,且依然獲得輿論場域發言權,而在外的少數也與他們保有公與私領域中太密切的關係。那一群在外孤立而客觀的觀察者數量不復以往,勢力單薄。
社會也出現太多的政治狂熱分子,他們以盲目的粉絲形態出現在社交媒體,不理會事情真相如何,也無需經過大腦思考就死忠地表達對個別政治人物或特定議題的支持或反對。學者、媒體記者和評論人或許需要主動抽身來反省發生的政治局勢,而更多的社會大眾也需要坐來來冷靜看待事情,避免過度被政治立場燒壞頭腦。
第二個大變局是經濟重建大方向重新定位的難關。中美兩大強國的科技競爭,對數位科技將可能出現的兩個世界標準、綠色經濟的崛起、農業的高科技化,以及各類產業的移動和快速重組,作為一個小國實難以回應,尤其在充滿短期政治利益的紛亂中。
原本一度讓國人引以為豪,改寫廉價航空史的亞航已奄奄一息。而立志建造全球賭業王國的雲頂,也面對被抬頭的宗教政治勢力視為罪惡經濟而長景更具挑戰。
一度鼓吹的數碼轉型和創業,未見所謂的獨角獸之出現;反之,由於政策、資金與人才的侷限,像Grab原本誕生於馬來西亞的獨角獸也轉換國籍,選擇他國落戶,留下的是對眾多司機、外賣人員、店家和消費者的吸血抽傭,亦為本地機構製造監管難題。隨著中國大力打擊類似的科技公司,這種缺乏經濟道義的抽傭平臺,也讓人反思其經營模式的合理性。
在疫情前年輕人已陷入低收入窘境,大學畢業生的起薪相比過去20年前沒實質增幅。造成的局面是青年間瀰漫一股投機風氣,眼高手低;另一方面則是選擇出走他國,通過外匯優勢賺取更高薪金。而不少勇往直前創業者,卻在疫情影響下屢遭挫折,被迫打回原形。
第三個大變局是面對中美之間意識形態的冷戰,馬來西亞外交該如何自處的難題。中美進入全面的意識形態之戰,保護主義風潮重現,已經波及世界各地的小國,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而非只靠向一方越來越困難。多年來東南亞各國一直都存在著親美的傳統,選邊站的遊戲極可能損害自身國家利益。雙方都討好卻也變得虛偽,暴露搖晃不定的立場。因此,有必要理出和駕馭一套外交應對機制,避免成為雙方角力的棋子和炮灰。
在內外交加的風雨飄搖中,如何重拾馬來西亞在三大變局中的方向,讓國力這幾年朝下敗落的頹勢向上提升,勢必影響未來多個世代在這片土地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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