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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友阿水通电话,他说即将出差到巴里奥(Bario)几天。我听了又再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曾到巴里奥公干。我急忙交待老友:在巴里奥顺便帮我探询,约翰旅舍(John’s Lodge)是否还在营业,而老板约翰,在地的加拉毕人(Kelabit),是否还和他的太太,来自英国的凯特灵,长相厮守在那片人间净土……。几天之后,我满怀希望打电话给阿水,他说找不到啦。我顿时感到怅然若失。
那是1994年,我在砂拉越的美里审计局任职。7月间,我和同事小刘从美里飞到巴里奥,审查几个政府发展项目。巴里奥位于砂拉越东北部的加拉毕高原,高约一千多公尺。从美里到巴里奥,乘坐双水獭 (Twin Otter) 小型飞机只需50分钟;若驾驶四轮驱动车,至少要十多个小时,因为只能取道崎岖蜿蜒的木山路。
由于交通不便,巴里奥长期以来几乎与世隔绝,却因而保存了自然的环境与淳朴的民风。当地的居民多为加拉毕人,他们是砂拉越原住民(Orang Ulu)的一个小族群,总人口有五、六千人,而住在巴里奥的,只有千多人。他们生性友善,对每一个人都坦诚相待。我常听说,巴里奥是东南亚最后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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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出差,我们就安排在约翰旅舍住宿和用餐。抵达小小的巴里奥机场时,约翰已在等着我们。他大概三十多岁,瘦瘦的,不是很高,脸上看起来有些憔悴,却有温柔的微笑。他开车送我们到旅舍,一路上用流利的英语介绍巴里奥的情形。印象之中,那时候的巴里奥,不像小镇,只能说是村庄。四周都是稻田,几间房屋点缀其间。没有柏油路,只有黄泥路,连一排商店也看不到。
旅舍离飞机场不远,是一间双层的木屋,楼下左边是接待处,右边是小餐厅。楼上有宽阔的走廊,客房大概有十多个。办妥入住手续之后,我和小刘便开始公务。我们确定了要去的地点,向约翰询问路线,然后就照着他的指示走去。
走着走着,有几次我们竟不知不觉的走在田埂上,穿过稻田,却发现前无去路,只得往回走。一路上我们碰见多位村民,不管男女,他们老远看见我们,就跟我们招手,还“嗨嗨嗨”的跟我们打招呼。向他们问路时,他们的脸上都绽开灿烂的笑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我记得,那时稻田里还是水汪汪的,稻秧刚插下不久,整齐排列着,开心地迎接新环境。举目望去,辽阔平坦的稻田,伸展到远方,而远方之外是高山围绕。天特别蓝,云特别温柔。高原的风扑面而来,在热情的阳光下并不觉得冷,反而感到凉爽。巴里奥,景色好,人情更佳。走在路上,就算迷路了,心情还是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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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们回到旅舍的餐厅吃饭。才坐下来,我就看见,餐厅的开放式厨房里,有个年轻的西洋女子,左手把一个小男孩抱在腰间,右手拿着锅铲在炒煮。那时餐厅里有三、四张小桌子已经坐满人,只有一位土著少女在忙着招待顾客。小刘告诉那位少女我们订了午餐,然后我们就耐心的等着上菜。
有几次,我看到那西洋女子从厨房里走出来,一手还是抱着孩子,一手拿着一碟菜肴,送到顾客桌上。她的金发扎成马尾,衣着朴素,脚踩简单的人字拖鞋。她身材苗条,眼睛亮晶晶的,鼻子尖尖的,小巧的嘴巴带着微笑。她的孩子看来不到两岁,也是一头金发,脸颊红润润的。
午餐过后我和小刘回房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又开始办公。我从楼上走下来,看到餐厅已经收拾干净,没有顾客了。西洋女子坐在一张桌子旁,专心读着一本厚厚的硬皮书。她身旁吊着一个纱笼摇篮,孩子安静地睡着。她的金色长发不再扎成马尾,只任它自然垂下,看起来更添妩媚。
餐厅前面的木栏杆外面,几棵小树轻轻在风中摇曳。阳光透过疏落有致的绿叶筛进餐厅,悄悄陪伴着西洋女子。整个图景,像一幅夏日庭院的油画:阳光和煦,绿树婆娑,清幽的氛围里,一位窈窕淑女坐着看书,神游书香境界,心无旁骛,宁静致远,含蓄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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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查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巴里奥政府中学的学生宿舍。去到学校,我们见了校长:是个中年男子,看起来像当地的加拉毕人,和蔼可亲。校长说,旧的学生宿舍被风吹倒了,要尽快重建。我吃了一惊:这里的风有那么强吗?还是因为宿舍太陈旧了?他说,在加拉毕语言里,Bario 这个地名由Ba和Riew组成,前者指的是稻田湿地,后者指的是风,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多风的水稻田地” 。巴里奥是高山之间的高原谷地,被群山阻挡的风都涌进这个风口,顺着山坡的形势而加速,容易形成强风。他的解说,让我对巴里奥的风留下深刻的印象。
完成公务后,我们回到旅舍。那时是下午5点多,接待处集聚了好些外国游客。我注意到一个高高的中年西洋妇女,坐在藤椅上,右脚脚踝包着纱布。她旁边有一个身材健壮,年龄和她相若的西洋男子,看来是她的丈夫。他们两人正和一个身材瘦小的华族男子讲话,好像在争论什么。华族男子才二十多岁吧,一脸委屈。
回房之前,我和小刘约好晚上提早吃饭。约翰已经说过,电流供应到晚上9点就停止了,最好早点睡。当晚吃饭的时候,餐厅里依然有西洋女子和土著少女在张罗着。不过,这一次,约翰也来帮忙。当他把菜肴拿到我们的桌上时,我问他:厨房里的那位女士,是你的太太吧? 他腼腆地笑笑:Yes, she is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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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奥的夜,果然一到9点就断电,然后一切就陷入黑暗和寒冷中。隔天起床,洗脸刷牙之后,我穿上寒衣,打开房门走出去。天微微亮了,冷风吹拂,走廊静悄悄的。我哆嗦着走到楼下,发觉餐厅的厨房里有火光晃动。走前一看,一个男子蹲在灶口前,正烧着柴火。我哈啰一声,那人回过头来,是约翰。
我急忙走过去,挨近灶口取暖。然后,我和约翰就蹲在灶口旁,聊了起来。我说你的英文很好啊,怎么留在这里开旅舍?他说他原本在汶莱的一所中学教书,有一次,他回乡度假,陪同巴里奥的十多位长屋屋长与村长,包租一架小型飞机,从巴里奥飞到美里,准备和政府官员开会。不料飞机遇上乱流而失控,坠落山林里,乘客几乎全部罹难,只有几人生还。约翰说,飞机坠地时他晕了过去,醒来后看到身边多人惨死,惊吓过度,无法释怀。他受了重伤,幸运地存活下来,但对坐飞机有了恐惧症,从此不敢再踏入飞机舱。
我听到这里,良久说不出话来。等我回过神来,就问他如何认识凯特灵。他说空难之后,他辞去教职,回到家乡养伤。后来在家人的协助下开了这家旅舍。他有时去美里办事或办货,不敢坐飞机,只能雇车去。有一次他就在美里惊喜地遇见凯特灵。原来他们在汶莱曾是同事。
凯特灵来自英国,在大学主修心理学,毕业后到过多个东南亚国家旅行,后来留在汶莱教书。她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和约翰异地重逢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给他许多鼓励和精神支持。后来,后来……,and the rest is history。我还好奇地追问:你们在英国结婚?约翰说,是凯特灵的父母飞来巴里奥出席他们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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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着聊着,我不想打扰约翰太久,就说要回房了。我走到楼上时隐约看见,走廊的另一端有一张小桌子和几张椅子,那里坐着一个人。我走前去看清楚,原来是昨天看到的那位华族青年。
我和他打个招呼,笑问客从何处来。他说来自古晋。咦,古晋人?住哪里?肯雅兰园。那么,你以前就在那边的古晋市镇中学念书?是啦。哈,同乡,校友,自己人!你会讲福建话?会!
我和他就用古晋的福建话交谈,谈得特别亲切。他说他叫阿成,是一名导游。这次带了两位瑞典的游客。昨天他们去一个偏远的景点,回来时,瑞典妇女扭伤右脚,走不动了。她丈夫就叫阿成背着她回来。阿成说,背着红毛查某,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大路口,然后坐车回来;腰骨差一点断掉呢!
阿成的个子瘦瘦小小的,逼他背着那个高高的红毛查某,在山路上走一个多小时?开玩笑!红毛查某的老公身材健壮,为何不去背自己的老婆?阿成说,他们坚持,付了钱请导游,导游就得负责。我气上心头:不是我要鸡婆,你白白给红毛人欺负了!有些红毛人,就是硬硬来,jilaka (古晋福建话,源自马来话celaka,原意是倒霉,用来骂人就有“混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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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明媚,机场却格外多风,仿佛临别依依,殷殷提醒离人,切切莫忘风的魅力。风来巴里奥,带来许多人的许多故事,美好还是遗憾,欢喜抑或哀矜,在在铭记,留待他年,细细说与有缘人。
小型飞机停在没有铺上沥青的黄泥跑道上。登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瑞典女游客,右脚脚踝还包着纱布。 她用一双拐杖慢慢移步,由她老公扶着上了飞机。阿成走在他们后面,好像还帮他们拿着手提行李。他看到我,笑着歪歪嘴,扮了一个狡黠的鬼脸。
飞机准备起飞了。我望向窗外时发现,机场建筑物旁边,集聚了一群来看飞机的村民,凯特灵也在其中。她照样把孩子抱在左手腰间,金发又扎成马尾。隔着不远的距离看去,她左顾右盼,频频和身边的村民点点头,说说话,潇洒飘逸的风采在阳光下分外亮眼。
二十多年之后,当阿水告诉我,在巴里奥再也找不到约翰旅舍,我感到惆怅之余,忍不住一厢情愿地猜想:这么久了,巴里奥一定经历许多改变。约翰旅舍可能改了名字,约翰和凯特灵可能搬到一个更幽静的地方。我心里暗暗决定:不管吹向巴里奥的风有多强,多几年我退休后,一定要再去一次。这一次,要住上至少一个星期,带着太太和孩子,到那片人间净土的每一间旅店和民宿寻访。
或许,或许机缘巧合,兜兜转转之际,蓦然回首,就那么惊鸿一瞥:依旧是阳光和煦,依旧是绿树婆娑,清幽的庭院角落里,风采依然的西洋妇女还坐着看书,心无旁骛,宁静致远,含蓄而美。她身旁吊着一个纱笼摇篮,里边的小孩正做着美好的梦。当然,那是她的宝贝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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